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林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承包集体荒山、承包国有林地发展以及流转集体林地三个阶段，对新时期家庭林场的定义和标准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林权流转、商品林采伐、金融扶持、林地使用权以及职业林农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议。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针对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有的学者主张作较大改革,如预提税、虚拟常设机构及公式利润分配等方案;有的主张小调整,如人的干预、引力原则、取消例外及软件功能例外等方案,这些观点各有优缺点。为了维护我国税收权益,我国可以认定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而网络服务供应商(ISP)以及网址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常设机构。

新农村建设中,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环境改善和保护耕地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被列为鼓励发展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之一。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需要通过政策扶持、机制创新等政策措施,使农户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由非法人型经营向法人型经营转变,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有效地提升农业主体的经营能力,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家庭农场是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最为普遍的农业经营主体。各国对家庭农场的界定和认定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如此,各国都认同家庭农场的一些核心定义要素和关键认定条件。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具有类型多样、专业化经营程度高、数量逐步减小、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以自我经营为主和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产业组织化程度高和农场收入来源多元化等特征。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形成和发展壮大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支持政策,其中,农地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环境,政府支持政策是坚强后盾,农业教育与培训制度是重要推进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重要支撑。

梳理了股份制家庭林场产生和发展的脉络,结合福建沙县股份制家庭林场运作案例来深入剖析股份制家庭林场的发展内涵及思路。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股份制对发展现代林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发展股份制家庭林场的政策建议:应大力宣传,提高认知;支持培育,壮大股份制家庭林场的典型样本;明确相关法律;开展林地经营权入股新型经营主体试点。

梳理了股份制家庭林场产生和发展的脉络,结合福建沙县股份制家庭林场运作案例来深入剖析股份制家庭林场的发展内涵及思路。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股份制对发展现代林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发展股份制家庭林场的政策建议:应大力宣传,提高认知;支持培育,壮大股份制家庭林场的典型样本;明确相关法律;开展林地经营权入股新型经营主体试点。

家庭林场经营模式的优点,除了创新经营管理体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广大林农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林农脱贫致富外,还在于该模式内涵丰富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能够将生态文明价值观在代际间传递延续,指导生产实践,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这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意义。本研究在阐明家庭林场内涵丰富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阐释了发展家庭林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并针对目前家庭林场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其发展的政策法规。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是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为系统梳理现阶段我国家庭农场支持性政策法规相关内容，本文从质性文本分析的角度，梳理总结2013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法规的整体性特征，并依据特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国家相关部门关于家庭农场的政策法规特征为：方向上兼顾一贯性与多样性、结构上侧重阶段性与现实性、主体上关注府际职能的广泛性与协调性。为进一步优化家庭农场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应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优势，推动多样政策供给；明确法律主体地位，加快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建设；加强执行部门间协同治理，明确部门职责边界。

本文利用物流业内的数据面板模型,通过研究物流业的绩效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间的关系,利用实证的探究方法,以物流业上市公司为代理度进行测量,分析出我国物流业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物流业的绩效的政策意见。

本文依据有关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对信阳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调研情况,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试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更充分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欧盟秉承为公民和全社会服务的民生科技政策导向,把民生科技作为欧盟地区发展的战略核心,对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都给予了极大的政策关注和支持。同时大力推动欧盟统一研究区域建设,推动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加大民生科技领域研发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增加民生科技领域的R&D投入。借鉴欧盟民生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对于完善我国民生科技政策,促进民生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三个灵活的碳交易机制之一,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展开的项目合作,是我国获取低碳融资的途径之一。但我国的CDM因定价过低、交易成本过高、覆盖面窄、碳市场缺位等缺陷,使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建议扩大CDM覆盖的部门,改进CDM及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强国内金融机构对CDM项目的支持,以提高CDM减碳效用的发挥。

目前,我国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行业经济发展形势步入"两强两稳"新阶段,企业呈现出向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集聚的新特征,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新突破。同时,须高度重视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打着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旗号的概念炒作、机制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方面的新老问题。建议围绕突出问题精准发力,依靠体制改革形成制度比较优势,顺应技术演化趋势形成技术创新推动力,以合力降低军民融合的交易成本、破除军民融合的体制障碍、激发军民融合的内生活力,推动军工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