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缺失的情况下,以维护共同大气环境利益为目标,区域内各行政机关对区域间大气污染治理与大气环境保护等环境执法事务进行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立法进程,从而维护与实现区域间整体大气环境利益。

为促进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为协调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各方主体利益提供保障，依托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影响区域联防联控策略的各利益参数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大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与演化方向，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仿真验证，继而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主要利益参数对博弈系统均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政府补偿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京津冀地方政府联防联控的执行决策,可通过有效分配补偿金额、减轻地方政府联防联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以及加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不积极的惩罚力度等措施，促进地方政府采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策略以高效推进治理进程。

从建立京津冀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建立京津冀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强调了建立京津冀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应坚持的六项原则,明确了建立京津冀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总体思路,构建了统一规划、统一评估等京津冀治理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框架,搭建了两个平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三地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三地污染物的排放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及人均污染治理费用的提高均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污染企业外移现象。运用脱钩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北京市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相脱钩;河北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的增长呈连接状态。这进一步说明,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北京存在污染企业外迁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

2013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旨在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联动协作,形成治污合力。今年,协作小组成员确定按照"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逐步完善顶层设计、破解共性关键问题、统一强化区域联动"的原则,在各省区市落实各自的年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加强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

植被物候是指示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大气污染物变化对植被生长峰值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究。论文利用卫星观测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2001—201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季峰值(peak of growing season,POS)、生长期最大值(maximum vegetation growth,NDVI_(max))的时间变化，探究大气污染物(PM_(2.5))对POS、NDVI_(max)的影响，阐明PM_(2.5)对POS、NDVI_(max)与气象因子响应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燕山和太行山区POS较早且NDVI_(max)较大，东南部平原POS较晚，张家口地区、燕山和太行山区NDVI_(max)呈显著增加趋势。季前降水(季前指POS或NDVI_(max)与影响因子偏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对应的时间距多年平均POS的时间长度)对POS、NDVI_(max)的影响均较大，显著相关区域分别占研究区域的12.9%、15.2%；温度影响所占比例分别为8.7%、5.9%(P<0.1)。在PM_(2.5)的影响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降水和温度的反馈不同；物候对由PM_(2.5)引起的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响应同样具有空间异质性。PM_(2.5)导致中东部平原和北部燕山地区降水对POS的提前作用被低估，张家口北部丘陵地区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东部、南部平原和坝上地区温度对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整体来看，PM_(2.5)对NDVI_(max)的间接作用表现为降低NDVI_(max)(P<0.1)。长期来看，京津冀大部分地区，PM_(2.5)的直接作用表现为PM_(2.5)使POS提前、NDVI_(max)增大(P<0.1)。研究结果主要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峰值对气候变化及大气污染物的响应，对深入理解不同地区植被生长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变化的响应和反馈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采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非线性传导关系进行识别,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其联动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传导关系,且构成了复杂的联动网络。在稳健性网络中,石家庄、衡水、沧州、北京、秦皇岛、承德、邯郸处于网络核心,其他6个城市处于网络边缘。在最大可能性网络中,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要求13个城市必须步调一致。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基于"污染程度—网络位置"的二维分析框架,为完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

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合作治理是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共识,但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文章基于机会成本法建立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并构建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完整框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该框架具体如下:首先,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设定不同的硫税冲击模拟河北省承担全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下的产出损失,该损失即为京津应该支付给河北省的"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根据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PM2.5)目标,测算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然后,进一步地基于京津冀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京津冀不同PM2.5预期目标下各自的产出损失,由此获得三地大气治理的机会成本"点值",加总后再对比"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通过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名义"占比确定补偿标准的下限。最后,在确定了京津冀不同大气环境质量预期目标下河北省应该接受的PES支付标准区间后,在基准"点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功能定位、经济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对补偿额度进行调整和校准,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文章不仅对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实质性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且为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技术支持。

基于2012—2018年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运用网络SBM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该政策存在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3)该政策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源头生产阶段，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末端治理阶段，显著抑制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基于2012—2018年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运用网络SBM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该政策存在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3)该政策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源头生产阶段，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末端治理阶段，显著抑制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基于2012—2018年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运用网络SBM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该政策存在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3)该政策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源头生产阶段，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末端治理阶段，显著抑制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基于2012—2018年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的26个地级市数据，构建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关联系统，运用网络SBM模型测算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及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治理水平，但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2)该政策存在时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提升效果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3)该政策对工业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源头生产阶段，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末端治理阶段，显著抑制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以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包含个人、企业、政府的PSM-DID法检验各类地级城市舆论爆发前后工业废气排放差异。检验表明,存在舆论政策效应的城市主要为产业结构转型阶段的发达地区,舆论政策效应表现出加快工业去污染化作用;雾霾"积重难返"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城市转型困境。其次,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初探性地提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理,并对城市大气污染相关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大气污染波及带宽为700 km左右,城市间污染波及强度取决于污染量与距离。最后,从城市与区域联防联控两个视角提出雾霾治理中舆论监督

以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包含个人、企业、政府的PSM-DID法检验各类地级城市舆论爆发前后工业废气排放差异。检验表明,存在舆论政策效应的城市主要为产业结构转型阶段的发达地区,舆论政策效应表现出加快工业去污染化作用;雾霾"积重难返"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城市转型困境。其次,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初探性地提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理,并对城市大气污染相关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大气污染波及带宽为700 km左右,城市间污染波及强度取决于污染量与距离。最后,从城市与区域联防联控两个视角提出雾霾治理中舆论监督方面的意见。

京津冀城市群与东京大都市圈不仅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其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过程所显现的污染源及污染物种类等特征也相似。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和东京大都市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在全面介绍东京大都市圈大气污染防治的过程与成效,并系统分析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路径的基础上,根据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特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政策形成、政策框架、政策实施3个方面,提出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