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我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但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本文采用文献法,归纳法和图表法,从土地发展权角度讨论农地发展权转移对主体功能区耕地保护的有利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设立农地发展权是对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有效补充,是主体功能区发挥整体功能的必要手段。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促进区域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合理确定国家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假设法、比较研究法和文献法,通过建立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模型,测算耕地发展权价值大小,进而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结果:(1)巴彦县耕地总面积约1/5可以满足该区域的自身粮食需求,其余约4/5为耕地盈余面积,耕地发展权总价值最高为303.72亿元;(2)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限制区域耕地转为他用,国家应给予失去发展权的权利主体相应补偿;(3)对无法完成耕地"占一补一",委托区域代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务的地区,应购买区域耕地发展权;(4)对确需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占用区域耕地,国...

文章在分析现有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所存在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可转移发展权这一构想。重点诠释了可转移发展权的内涵、运作机理,确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市场机制的构建方案,探讨了转移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并对其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的预期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以往的耕地保护对于农民来说明显地缺乏经济激励和公平性,导致耕地保护的效果不佳。而土地发展权的引入及其转移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开发商的经济激励,而且还能够降低政府成本,这对中国的耕地资源保护有着十分迫切和现实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目前城镇建设中存在问题入手 ,提出城镇发展必须以耕地保护为前提 ,实现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的统一。同时提出实现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统一的六大具体措施。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都市郊区耕地保护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耕地保护缺乏经济补偿机制和动力机制出发,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分析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设立和配置完善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的路径。研究表明:1土地发展权基于公平的理念,因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而产生;2土地发展权为耕地保护提供了一个与土地用途管制相补充的经济补偿机制;3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需依据土地利用规划,根据相关指标确定土地发展权的初始数量;4土地发展权对耕地保护的实现路径主要体现为市场交易和政府购买。基于此,政府应通过法律、规划监管的完善和耕地保护基金的设立来构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耕地保护体系。

[目的]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的测算，探析内蒙古耕地保护机制。[方法] 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及其各盟市耕地发展权的测算，结合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服务价值等数，借助ArcGIS10.2软件、EXCEL软件分析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措施。[结果]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31.84%耕地面积满足区域粮食自给，粮食总盈余量为2263.66万t，折算成盈余耕地面积为777.99万hm~(2)，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为77.38万元/hm~(2)，耕地发展权最高总价值为60202.74亿元。其中用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面积占55.23%，折算耕地面积为5113.72万hm~(2)，耕地发展权价值为3957.11亿元。各盟市中呼和浩特市的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最高，为228.32万元/hm~(2)，其次为鄂尔多斯市，172.87万元/hm~(2)，最低是兴安盟，为21.83万元/hm~(2)；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背景下，呼伦贝尔市耕地发展权价值最高，为412.52.亿元，其次是赤峰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向安盟和巴彦淖尔市，分别为317.57亿元、336.89亿元、250.10亿元、212.66和190.58亿元，最小正值为乌兰察布市，为23.92亿元；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锡林郭勒盟、乌海市、阿拉善盟5盟市出现耕地赤字，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为“负值”。[结论] 内蒙古各盟市耕地自给比例和粮食盈亏量差异较大，耕地机会成本和耕地发展权总价值变化大，这与内蒙古自治区耕地分布相对集中，自然资源禀赋和耕地生产力差异较大，以及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不同是分不开的。最后结合各盟市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价值和耕地发展权价值综合分析并提出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的非农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集约地开发城市土地和有效地保护农地的土地使用方式。发达市场经济中,土地发展权已经成为保护农地和开阔空间的政策性工具。通过发展权的购买或发展权的转让,既限制了农地的无序开发,又弥补了土地发展权的潜在损失,较好地保护了农地。中国在农地保护上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措施,但在效果上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其中土地开发的收益、农地保护的成本、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农地,应引入经济利益的因素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借鉴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对我国土地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

研究目的：基于现行土地产权体系和农地保护政策体系,分析农地发展权的内涵、归属,确定农地发展权的设定方案并探讨其在农地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研究结论：当前,在中国引入农地发展权解决土地利用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中国土地产权体系现状下农地发展权设定方案的提出及其运用,说明了农地发展权可以作为国家对土地管理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弹性手段,将在土地征用、土地储备、土地规划等土地政策的实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２６个全国土地日即将到来，公众对土地的关注再度升温。然而，不同人士或许关注点会大不相同：普通市民多半关心地价，其实质涉及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问题；农村村民多半关心农产品的市场行情，其背后涉及的是农地的产出率与经营方向问题。而业内人士则不言自喻——＂保护耕地与保障发展＂作为土地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是土地日的永恒主题。但对于广大业外人士而言，今年的土地日宣传主题＂节约集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农地城市流转是乡村城市化和农业工业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 ,一方面 ,使土地价值增值 ,土地收益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 ,由于大量优质农地减少而危及到粮食安全、公众健康、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引起不可逆转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本文提出在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设置土地的可转移发展权 ,并通过市场交易 ,使之既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 ,又能兼顾农地保护的公平与效率。

基于家庭承包耕地决策权代际转移视角,本文利用2011—2018年4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家庭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使家庭转出农地的概率和面积均先增加后减少,对家庭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呈现“倒U型”。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成员务农行为显著抑制了农地转出决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既是农户自身务农行为的强烈约束,又显著促进了子代务农。老龄化对农户自身及其子代务农行为的影响共同确定了家庭承包耕地决策权转移的年龄临界点。当农户年龄小于临界点,老龄化对农户自身务农行为的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当农户年龄大于临界点,家庭承包耕地的决策权发生转移,老龄化对子代务农行为的促进效应发挥主要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老龄化一方面削弱了农户自身的健康状态,迫使其退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年龄增加引致的照料需求促使子代返回农村,增加了子代务农的概率。本研究对加强农村老龄人口医疗照护、释放农村人口红利及农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与此相适应，水土资源尤其是耕地在我国十分重要，由于人多耕地少，耕地资源也就愈显宝贵。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保护耕地是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大事”，“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但是在和城市发展、工业...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这次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创新,是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延伸,为有效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保护耕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并行。这次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又一重大创新,是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延伸,为有效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保护耕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的]耕地保护补偿是耕地保护约束性政策的有力补充。基于耕地多功能及不同功能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探讨江苏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方法]首先从生产、生态和社会3个层面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评价得到耕地多功能指数，再通过当量因子法和替代法计算得到耕地外部性价值，然后结合耕地多功能评价和耕地外部性价值，将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指数的比重分别作为权重，对耕地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加权求和，并进一步修正得到江苏各市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结果]以201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基于耕地多功能评价的江苏省平均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8 597元/（hm~(2)·年），其中补偿标准最高的地区为连云港市，为11 446元/（hm·年），最低的为无锡市，为5 203元/（hm·年）。[结论]研究得出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兼顾耕地自身功能和价值，反映了耕地功能与补偿标准之间的联系，今后可从补偿资金供给、资金分配及利益调整机制等方面加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