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志认为,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他们看不到社会主义计划生育最根本的意义,也看不到社会主义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节制生育的本质区别。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对社会主义计划生育的本质及其与资产阶级节制生育的原则区别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

所谓家庭进步就是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富裕、文明、健康、幸福的现代家庭生活的不断追求和逐步实现。家庭进步的特征以及对计划生育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家庭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逐步走向富裕。(2)家庭职能的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3)家庭生活方式逐步转变,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4)家庭观念不断更新。(5)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家庭进步的各个方面都和计划生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进步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条件,只有家庭的不断进步,才能使计划生育得到更好的实现,计划生育工作也只有与家庭的各个方面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家庭进步,才能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家庭利益,即群众

印度是世界上开展计划生育较早的国家。印度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大量预算拨款。印度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是有成效的,1965—1980年期间人口出生率下降19.9％,总和生育率下降18.7％。有些地方,如喀拉拉邦、卡尔那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计划生育工作搞得较好,人口出生率

在中国,对于控制人口增长和有计划发展人口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我国解决人口问题经历了30多年的历程,才终于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行

一 如何看待人权和人权保障的实现 人权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伦理学问题。确切地说,涉及到的是规范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规范伦理学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原则安排我们的生活。不同的文化、不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明确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指导思想。立法工作进展迅速。这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为了适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广泛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并从多方面对计划生育工作做了评价与研究。如生育率分析,影响生育率多因素的研究等等。但对计划生育效果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避免出生人口数方面对上海县及定海县计划生育效果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希望能给决策部门提供有

(一) 人口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探索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找出人口发展战略的最优方案。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发展战略不能仅仅是人口发展规律的消极反映,而是要积极地自觉地运用人口发展规律,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

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关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关系及相互影响的探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探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希望就此问题展开一次认真的学术讨论。欢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们踊跃来稿,积极参与。

我县地处苏北盐阜平原北部。全县25个乡(镇),968 800人。1985年冬,为了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省和盐城市计生委的指导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组织发动干部、群众,广泛开展了评选和宣传计划生育先进的活动,层层树立先进典型,依靠群众中的榜样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所以计划生育在我国四化建设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如此,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是如此。搞好计划生育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既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途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原理告诉我们,人口问题是社会问题,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人口的再生产总是受一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们生育子女也象

近年来,天津、山西、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宁夏、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有关计划生育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并实施了《计划生育条例》(有的叫暂行规定)。这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被纳入法制轨道,进入依法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新阶段。这对于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第一次明确地表述是在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可是苏联马恩列研究院在1947年出版该书时所写的序言中,却认为这是一个“不精确的地方”,是一个“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是把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提并论”了,从而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云云。类似的责难,还可以在苏联的一些《辞典》和理论著作中找到,它对我国理论界也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egislation was initiated in China in late 1970s, and has prepared several draft copies.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t all levels and the masses,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however,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e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fertility desires of the masses. 1990s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fertility reduction to the below-replacement level. Responsible for this change are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volution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shaken the traditional fertility norms on the other. Also important is the transi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from a management-centered manner to a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throughout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king ideology and styl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family planning that has provided very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d created a best opportunity for coming out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In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this 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