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要素集聚为门槛变量,运用双重门槛模型,研究了要素集聚、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呈非线性关系;在区域特有的要素集聚水平下,适度的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以各要素集聚为门槛变量,运用双重门槛模型,研究了要素集聚、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呈非线性关系;在区域特有的要素集聚水平下,适度的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金融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为此，笔者基于Ｈａｎｓｅｎ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１）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趋势；（２）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非线性关系的表现形式在区域上存在差异。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促进作用却更为明显；东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但促进作用却较小。

通过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量区域金融效率,以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运用Hansen的门槛规模模型检验了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强;金融发展水平中等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依然存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不再具有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深化金融发展规模与改善金融效率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广受关注,但大多数是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发展,而从普惠金融角度来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6~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Kremer,Bick and Nautz(2013)改进后的工具变量面板门限模型来估计两者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能较好的解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不同形式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普惠性的金融发展更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主要分析要素集聚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非线性关联及其外溢效应。实证发现,使用技术、资本、劳动和创新要素集聚替代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探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间非线性关联是可行的;省域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边际作用递减并最终收敛,省域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呈递增的发散特征;物质资本要素集聚、技术要素集聚和创新要素集聚效应下的技术创新对省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而相邻省市的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劳动力要素集聚度的变化对本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消...

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主要分析要素集聚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非线性关联及其外溢效应。实证发现,使用技术、资本、劳动和创新要素集聚替代技术创新指标体系探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间非线性关联是可行的;省域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边际作用递减并最终收敛,省域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要素集聚下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呈递增的发散特征;物质资本要素集聚、技术要素集聚和创新要素集聚效应下的技术创新对省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而相邻省市的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劳动力要素集聚度的变化对本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消极溢出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199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影响居民消费的房价(房价收入比)门槛效应,实证表明金融集聚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结论表明,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房价(房价收入比)和金融集聚的交互影响显著抑制居民消费增长。金融集聚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三重房价(房价收入比)门槛,当房价(房价收入比)低于第一个门槛时,金融集聚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当房价(房价收入比)高于第一个门槛低于第二个门槛时,金融集聚不显著抑制居民消费,当房价(房价收入比)高于第二个门槛低于第三个门槛时,金融集聚显著抑制居民消费,当房价(房价收入比)高于第三个门槛时,金融集聚抑制居民消费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接着基于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3.295,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跨越门槛值,仍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收入不平等。

选取2003年～2016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System-GMM估计方法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房价上涨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房价上涨显著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且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时,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要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完善房地产财富效应传导机制,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应该加强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对减少碳排放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应该加强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对减少碳排放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