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探析重点村的结构类型及分布规律，以期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模型和ArcGIS分析软件，对西南地区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的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和类型进行梳理，综合探讨其空间结构异化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和空间数据叠加法综合剖析其内在的分布规律，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结果]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表现为 “核心-边缘型”集聚形态；集聚核心包括贵州片区、西藏片区2个高密度区，以及重庆、四川2个次密度区；重点村类型以民俗文化类最多，占比44.0%，其次是自然风景类和特色农业类；从省域层面来看，重庆以特色农业类居多，贵州以自然风景类为主，四川、云南和西藏重点村类型相对均匀；区域GDP值、国家5A级景点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数与重点村分布的地理联系率L值分别为99.76、99.85、99.86，空间关联程度紧密；重点村分布具有沿地势起伏较大区域和河网区域集中分布的趋势，并集中分布于GDP较高区、省会城市缓冲区、以及道路主干网集中地带，并以此为核心向周边呈发散状绵延。[结论]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类型结构以文化民俗类占比最高，各省区类型分布不均衡，组成结构差异明显。地势和自然条件对大部分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人口、道路交通等因素影响显著。

乡村旅游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契机，该文通过分析全国“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特点。该文以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中的314个村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探讨全国“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法等方法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显著，总体结构呈“南北均衡和中部凹陷”的空间分布特征，旅游资源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2）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在特定区域空间上呈数量规模集聚，空间密度呈“双核中心，次级中心零星分布”态势，冷热分区与集聚核心中心高度吻合。3）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点集系统空间分形结构特征明显，空间分布无显著的标度区，分形结构较为简单。4）影响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核心要素主要是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研究结果印证了314个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乡村旅游培育重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民族贫困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贫困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对掌握当地乡村旅游空间发展规律、存在问题,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采用GIS技术、网络拓扑分析法和点—轴系统理论,分析了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和优化路径。[结果](1)区域尺度上,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总体分布不均,开发不充分,呈现中部—南部—北部依次递减的格局;休闲观光类处于主导类型,资源类型开发不充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县域尺度上,6区县间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明显,酉阳领先于其他区县;(3)空间关联方面,β指数为1. 01,γ指数为0. 34,Ai指数的平均值为76. 21km,平均径路长平均值为9. 28,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交通网络的连接度、通达度整体偏低,路网密度低;(4)结构优化方面,构建了渝东南"三级节点、两级轴线、两大板块"的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系统。[结论]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开发不平衡、不充分,应尽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充分挖掘整合特色资源,培育打造"点""轴""面"相结合的旅游空间体系,实现区域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推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目的】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方法】以福建省4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软件，运用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不平衡指数等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联系率等方法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1）在漳州市西部与龙岩市东南部交界地区有一处高密度集聚区。漳州市与厦门市交界处，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州市与莆田市交界处，以及南平市西南部与三明市北部交界处有3处次级密度集聚区。2）福建省4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有17个位于海拔200 m以下，占比34.69%;15个位于海拔200～500 m，占比30.62%;17个位于海拔500～1 000 m。90%以上的重点村分布在东南部的滨海平原地区、闽西以及闽中主要山脉地区。3）福建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人口、经济和5A级景区的地理联系率分别为：V_P为99.73,V_E为99.68,V_(5A)为99.84，表明福建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其所在地的人口、经济水平和5A级景区的地理关联度较强。且历史文化型重点村分布数量最多，在各市区均有分布。4）福建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上沿着主要公路干线分布，但全省公路密度排名后四位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市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相对较多。【结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福建省整体分布呈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特点。其分布主要受地形地貌、人口经济、交通条件、旅游资源、政策5个因素的影响。建议积极引导各村落挖掘利用自身资源特色，树立独特品牌形象，加快补足现有短板，强化政府主导地位，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

近年来,乡村旅游业已成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拉动社会消费、扩大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促进农牧民增收脱贫、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西部民族地区在乡村旅游业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难问题成为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在概要介绍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业融资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导致乡村旅游业融资难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通过市场调研,分析了苏南地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特征、乡村旅游者出游行为特征和乡村旅游产品、产品线等。研究结果表明,苏南地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以近距离为主,本地居民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居民构成一级客源市场,社会中上层群体、家庭、城市学生和城市离退休人员是苏南地区乡村旅游4类重点细分市场,对此提出相应的营销组合策略、品牌策略、产品促销与创新等策略。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在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借助ArcGIS 10.6空间分析工具，通过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局部集聚特征明显，存在2个高密度区，4个次高密度区，呈现出邻近经济发达、自然和文化富集地区的特征，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东部、南部地区，如上饶、抚州、吉安衡阳、长沙等地市；(2)从类型结构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旅游类型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类、文化民俗类、景区景点依托类、自然生态类和红色遗址遗迹5大类，多呈凝聚态势分布，以农业景观观光和农产品采摘为主要产品构成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占比较多，乡村旅游业态的发展模式单一；(3)从影响因素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综合影响，其中交通条件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常住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是自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效应比单因素的影响效应显著，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典型性乡村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现状，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旅游的联动发展提供建议，以期发挥乡村旅游在城乡统筹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正向效应，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高质量发展。

以山西省前4批3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使用ArcGIS软件，采用最近邻指数等方法，探讨并揭示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山西省全域及晋北晋中晋南三大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离散程度高，方向性明显，除晋北地区外，其他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均衡分散型态势；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整体呈现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特征；根据各自特点，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可以划分为红色旅游发展型、农耕文化体验型、生态康养度假型、特色风景观光型四大类，其空间分布、地域差异、空间密度存在显著差异；影响重点村分布的关键因素是距低级景区距离、交通通达度、高程；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与距高级景区距离单因子影响力不显著，但双因子交互作用对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

文章以黄河流域267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地理联系率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探讨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的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集聚型，在上、中、下游的空间分布方向与黄河流向基本一致，标准差椭圆呈现弓弩状分布格局；（2）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旅游重点村沿黄河“几”字形逐步形成“一轴两区五极”的集聚格局；（3）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可以分为自然风光型、文化遗产型、农业生产型，各类型乡村旅游重点村交错分布，空间密度及地域分异显著；（4）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路密度是主导因素，其次是距最近城市距离、人均GDP和年旅游人次，其中，公路密度、距最近城市距离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影响黄河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因素组合。

乡村空间活力评价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以往用于量化乡村空间活力的数据往往是主观的，获取成本较高。研究采用大数据(实时百度热力图数据BHMD)结合现场观测数据作为表征宏村空间的活力指标，利用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Bayesian-SEM)检验了POI (Point of Interest)的密度、便捷度、可达性，以及街道步行可达性和开放空间品质5个方面对宏村旅游空间用户密度与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宏村活力在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分布表现出相似的聚类特征，活力核心区往往集中在重要的景点与滨水地段。(2)POI便捷度对宏村活力的正向影响最强，而POI密度的影响则不显著。(3)宏村的植被指数(NDVI)对活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以活力为导向的乡村旅游空间规划与再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启示。

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区蓬勃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旅游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通过相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乡村旅游主要有5类别10种型态,分布范围遍及全国各个省区;乡村旅游开发充分利用了各地区的乡村资源和游客市场,区位选择较为科学,产业集聚度较高,空间结构规划比较合理;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有四个特点:乡村旅游空间结构处于初级形态;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形态差异显著;全国有三个乡村旅游相对发达的区域;东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优化中国乡村旅游空间结构的对策思路主要有:宏观层面——形成全国性乡村旅游空间网络;中观层面——构建区域性乡村旅游空间体系;...

[目的]乡村聚落空间上的差异化,深刻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及进程。截止目前,基于空间角度对整个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的研究尚无,为推进东北地区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乡村聚落的转型,文章对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分析。[方法]该文采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平均分布密度、核密度估计法,借助GIS10.1,对2016年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进行测算与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1)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呈随机分布类型;(2)其下辖的36个地级市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均处于最低等级,且南部高于北部,极化现象非常明显;(3)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在空间规模上表现出由边缘地区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规模较高的聚落集中在中部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长春等市;规模较低的集中在边缘地区,包括大兴安岭、鹤岗、延边、白山、盘锦等市。[结论]地理位置、城镇化率高、人口净流出大是引起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且解决人口净流问题是核心关键所在。

[目的]从空间角度分析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深入探讨其驱动力,全面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以郑州市为例,通过洛伦兹曲线、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和基尼系数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而选取24个驱动力指标,通过计算相关性系数对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1)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惠济区、登封市、二七区等市区;(2)但各市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的最邻近指数大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均匀型,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凝聚型;(3)郑州市各区的地理联系率均在94%以上,基尼系数均小于0.300,说明郑州市整体上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均衡。(4)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24个驱动力指标均正向相关,其中乡村特有的景观、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村的数量、农民人均收入、民宿、停车场数量、道路标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互联网覆盖率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P<0.05)。[结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受多个驱动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调控驱动力系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旅游扶贫是国家扶贫政策的主要内容,而其中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更是国家对贫困人口脱贫助困的集中体现。因此,针对精准扶贫旅游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可以更有利于这种模式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国内外旅游扶贫的研究现状,总结归纳了现阶段国内的几种精准旅游扶贫模式,并且对旅游精准扶贫效果的评估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得出一些科学的结论。

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共融共促有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西南喀斯特地区8个省份为具体研究对象，基于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乡村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作用强，且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总体呈四周高、中部低，且以“U”字型由四周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差异特征；研究初期为乡村旅游滞后型，后期逐步实现同步，并向更好的协调类型发展；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是受文化作用力、经济驱动力、产业聚集力、政府推动力以及公共服务支撑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生态文化的影响力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