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问题的根本是森林培育问题,而森林培育的动力和源泉是森林培育主体的积极性。本文结合西北地区森林培育的现状,分析了该地区森林培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了森林培育的激励机制体系。本研究为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持和提高该地区森林培育积极性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分析了西北地区森林培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了森林培育的林权流转机制、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税收激励机制、森林保险机制、投资激励机制和精神激励机制等激励机制体系。以期为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提高该地区林业参与者的森林培育积极性提供决策建议。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及其严重退化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十分迫切。建设和改善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五种基本思路是 :应用熵理论的生态环境建设思路 ;生物哲学的生态环境建设思路 ;物质投入的生态环境建设思路 ;应用先进技术的生态环境建设思路 ;社会进步和持续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建设思路。这些基本思路是研究和探讨西北地区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核心

本文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角度，分析了制约西北地区发展诸如水土流失、荒漠化、水资源和干旱、生态资源安全、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生态系统退化、点面源环境污染、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等的主要环境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解决对策。着重探讨了西北干旱、半干旱及荒漠地区退化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及恢复措施。其目的是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重建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途径。

目的】明确西北地区玉米生产的投入与生态环境风险。【方法】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对西北地区六省或自治区(新疆、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甘肃)15年间(2004—2018年)玉米生产的投入(肥料、农药、柴油、地膜、种子及人工)与生态环境风险(温室气体排放、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及人体毒性)进行评价,定量化该地区单位面积(hm~2)玉米生产投入与生态环境风险及其时空变化。【结果】西北地区玉米生产投入与生态环境风险较高,15年间平均肥料投入为233.1 kg N·hm~(-2),106.3 kg P_2O_5·hm~(-2)和23.3 kg K_2O·hm~(-2),农药、柴油、地膜、种子、人工投入量分别为6.5 kg·hm~(-2)、93.2 L·hm~(-2)、13.7 kg·hm~(-2)、38.8 kg·hm~(-2)和120.1 h·hm~(-2)。玉米平均产量为7.9 t·hm~(-2),温室气体排放量为4 188 kg CO_2 eq·hm~(-2),土壤酸化潜值为155.3 kg SO_2-eq·hm~(-2),水体富营养化潜值为52.6 kg PO_4-eq·hm~(-2),人体毒性为2.9 kg 1,4-DCB-eq·hm~(-2)。相较于2004年,2018年西北地区玉米生产种植面积和玉米单产分别增加了79%和26.9%;投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氮肥、磷肥和钾肥的单位面积投入量分别增加9.2%、52.7%和203.7%,农药、柴油、地膜的单位面积用量分别增加了303%、143%和108%,而种子和人工的单位面积投入量则分别降低了38.6%和50.8%。西北地区玉米生产的生态环境风险则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土壤酸化潜值、水体富营养化潜值以及人体毒性分别增加了13.6%、15.8%、2.6%和302.5%。西北地区玉米生产15年间单位面积氮肥投入量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年份均为2016年,最低均为2007年。西北地区不同省份玉米生产单位面积的投入与生态环境风险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甘肃的氮肥、地膜和人工单位面积投入量最高,3种投入的最低省区分别为山西、陕西和内蒙古;新疆的磷肥和柴油投入量最高,最低均为陕西;山西的钾肥投入量最高,最低为新疆;农药和种子的投入量最高分别为宁夏和新疆,最低均为山西,玉米的种植面积与单产最高的省区分别为内蒙古和新疆,最低的分别为宁夏和陕西。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土壤酸化潜值均为甘肃最高,水体富营养化潜值为陕西最高,人体毒性为宁夏最高,均为山西最低;西北地区玉米生产投入量与生态环境风险综合值最高的省区为宁夏,山西为西北地区玉米生产综合生态环境风险最低的省份。【结论】西北地区玉米生产呈现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特点,其投入与生态环境风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均存在较大差异。2004—2018年,西北地区玉米的种植面积、单产、投入整体呈增加趋势,生态环境风险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未来玉米生产布局可考虑向高产和低环境风险的省份倾斜,在实现高产的同时降低生态环境风险。

西北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本文从生态景观、自然资源、需要解决饮水问题的人畜数量、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土壤侵蚀情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西北地区生态贫困的特征,探讨了缓解西北地区生态贫困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缓解该地区生态贫困的政策建议。

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西北四省（区）的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了西北四省（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特征，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了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随着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西北四省（区）均进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阶段，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上呈现出互补互适的特征；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西北地区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在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中，生态环境的作用大于城镇化，影响较显著的子系统依次是生态水平、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生态响应。

西北地区新增长极的培育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但是，西北地区重要经济区存在规模较小、经济结构不合理、辐射带动力与经济联系较弱、先导部门成长性不足等问题。西北地区新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应采取＂突出总量和规模扩张，注重多元化发展，强化区域和区际合作，协同发挥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战略思路，以加快核心城市发展来推动增长极经济规模扩大、以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来提高增长极产业支撑能力、以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推动增长极创新发展、以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来提高增长极的经济联系、以区域联通和发展环境塑造来优化增长极的发展环境、以信息．．．

在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2004—2018年西北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点。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社会城镇化水平最高且增长幅度最大，而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波动增长态势，虽然生态环境压力在逐年增大但生态环境状态和生态环境响应处于改善中，总体上生态环境在向好发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在不断优化升级，经历了基本不协调到基本协调再到良好协调3个主要阶段的变化，其耦合协调类型由城镇化滞后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各省(区)之间无论在城镇化、生态环境还是两者耦合协调方面差异都较大，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森林工程的两个重点部分就是森林资源建设与森林培育。这两部分对于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多样性,以及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保障森林生态系统稳定和林业经济发展,首先要重视森林资源建设与森林培育,把它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有效的开展;其次要转变传统观念,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创造创新,为森林资源建设与森林培育找到好方法好技术,并进一步转化为成果,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收益。让林业经济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做出贡献,让林业生态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增光添彩。

森林属于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何保护森林资源,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对森林实行合理培育是提高森林经营水平的关键举措。为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全面分析经营和培育环节存在的各类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经营工作和培育工作水平,为森林资源的高效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森林是我们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对森林进行经营分类,是保护森林利用森林的重要手段。文章总结了森林经营分类的基本情况和基本原则,对影响到森林经营分类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分析。森林经营的具体工作就是森林培育,文章还从采伐、集材和树木抚育等各个实践的环节提出了森林培育的一些建议,希望能为森林的可持续利用和森林的培育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