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我国2011～2016年间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高管授获股票期权的内含价值和未来预期收益两方面探讨股票期权对高管战略决策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是否会通过削弱或加强高管的价值感知,进而影响这种基于绩效的长期激励手段的激励作用。研究结论一方面验证了前人的研究观点,另一方面揭示了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高管激励措施的效用机制和实际激励效果,使得这种激励方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治理的实践。

目前围绕股票期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经典代理理论基于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设,认为授予高管股票期权越多,收入就越具凸性,其风险承担水平也就越高;而行为代理理论突破这一假设后却认为,高管对股票期权产生心理禀赋,其风险承担水平并不随着股票期权授予的增加而提高。将股票期权激励区分为预期价值和禀赋价值两种异质价值,运用P-P法和F-L法两种测量高管风险承担水平的方法,以2006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两种异质价值分别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下高管风险承担方向的影响,并借鉴HOVAKIMIAN et al.的研究思想构建最优风险承担估计模型,探讨股票期权激励是否导致高管过度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②货币薪酬强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任职危机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也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但在职消费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③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类型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在高科产业中,主要影响高管研发投入和经营集中度方面的风险承担;在传统产业中,主要影响研发投入和杠杆水平方面的风险承担。另外,高管对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的追逐导致其过度风险承担。研究结果对经典代理理论与行为代理理论的分歧给予了一个新的解释。建议公司在制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时统筹考虑行权价格、薪酬组合和业绩考核标准等因素,以促进激励目标的达成。

本文融合经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两种理论观点,依据激励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区分为严苛型和宽松型两类,分别研究其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考察高管解雇压力对此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严苛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非线性关系,宽松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2)解雇压力滞后了严苛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减弱了宽松型高管股票期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经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并依据激励条件和激励有效期将股票期权区分为"激励型"和"福利型"两类,分别考察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引进市场竞争调节变量,研究其对此二者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激励型"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呈倒U型关系,"福利型"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呈线性负相关关系;(2)市场竞争越激烈,"激励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滞后,"福利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本文融合经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两种理论观点,依据激励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区分为严苛型和宽松型两类,分别研究其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考察高管解雇压力对此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严苛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非线性关系,宽松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线性负相关关系;(2)解雇压力滞后了严苛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减弱了宽松型高管股票期激励程度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基于经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并依据激励条件和激励有效期将股票期权区分为"激励型"和"福利型"两类,分别考察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此外,本文引进市场竞争调节变量,研究其对此二者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激励型"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呈倒U型关系,"福利型"股票期权激励程度与高管风险承担水平呈线性负相关关系;(2)市场竞争越激烈,"激励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滞后,"福利型"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依据行权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分为"高标准型"和"低标准型",利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两类样本组中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呈倒U形关系;"低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越高,"高标准型"组中两者倒U关系的拐点越滞后,同时"低标准型"组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创新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如何激励企业创新已成为当今重要的研究议题。为此,本文以2006-2016年实施的302份股票期权方案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实施股票期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2)风险承担效应是股票期权激励企业创新产生的主要内在机制。(3)非高管授予比例较大、授予范围较小、激励期限较长、行权比例递增、价内程度较低、行权业绩考核相对宽松时,能够更好地发挥股票期权的风险承担效应,增加激励对象承担风险的意愿,从而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上市公司选择是否实施股票期权及如何设计股票期权方案提供参考。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导致管理者"短视",出于私利,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虽然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也会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为解决此类代理问题,高管团队成员激励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研究高管团队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影响,对于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认识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股权激励作为有效的激励手段,解决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使高层管理人员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缓解,降低了代理问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损失。激励措施虽然增加了公司的价值,但也加剧了高层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以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研究风险承担与其之间的关系,并从创业板出发,利用上市公司2013—2017年度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风险承担在高管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路径,为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观”和“自利观”，选取2008—2022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正向影响会因股权性质、管理层激励程度以及劳动力依赖程度等条件的不同，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证实了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激励观”而非“自利观”，这对深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部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观”和“自利观”，选取2008—2022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及其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这一正向影响会因股权性质、管理层激励程度以及劳动力依赖程度等条件的不同，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证实了员工持股计划符合“激励观”而非“自利观”，这对深化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部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探讨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如何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并提出了对使用股权激励产生问题时相应的解决办法。

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规范的相继出台,股权激励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其中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是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