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南宁市移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居民居住地、工作地数据,首先分析了南宁市职住平衡特征及其与土地混合使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南宁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尺度存在职住空间不平衡现象,职住平衡指标与土地混合使用指标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接着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了职住平衡、土地混合使用对通勤距离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较好的职住平衡可以降低通勤距离,居住在就业较密集的单元,或工作在居住较密集的单元,通勤出行相对较短。较好的土地混合使用水平可以缩短通勤距离,居住在居住与非居住用地混合度较好、公共服务设施混合度较好的单元,居住者通勤距离较短,工作在4类主要用地混合度较好、工业用地占比合理、医疗及教育设施密度较好的单元,工作者通勤距离较短。研究为南宁制定优化土地使用规划政策,改善居民职住平衡水平及通勤模式提供了依据。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采集的职住关系数据和通勤行为数据,以交通中区为单位,分析了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统计特征以及两者的函数关系;并研究了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内部通勤比例两个反映职住关系的指标对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通勤时间更加适合用来表示通勤成本,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之间为幂函数关系。大规模集中的居住导致的职住不平衡状态将会造成通勤距离、通勤时间的迅速增加;而大规模集中的就业造成的影响较小。本文研究可以为调整职住平衡关系、加强就业地与居住地之间交通联系等措施的制定,以有效缩短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和提高通勤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城市交通问题愈发严峻,利用手机数据探究职住分布及通勤特征分析符合智慧城市和"四个交通"中智慧交通的发展理念,对推动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手机信令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住空间识别方面,而对识别出来的职住状况背后的原因以及通勤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本文以昆山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取用户职住地信息,分析其职住空间分布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昆山市职住空间分布和通勤交通现状。

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的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从城市通勤行为和职住空间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揭示城市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土地利用和通勤交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提出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工作地和居住地识别方法,研究了分区域的居民通勤距离和就业岗位通勤距离等指标,提出了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比校核手机信令数据的方法。以苏州市为例,结合苏州市综合交通模型对城市职住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讨论市域和市区的职住平衡关系;利用可视化方法研究苏州市通勤网络特征。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在提高居民通勤效率的同时也对其职住平衡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论文以北京市206个轨道站点为例,基于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和一卡通刷卡数据将轨道站点按职住功能进行分类,利用腾讯"宜出行"定位数据考察轨道站点周边的动态人口分布并计算就业居住比。研究发现:①中心城区的职住状况明显优于中心城区以外区域;②轨道交通线网末端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较差,仅有少数成规模的高端服务产业集中分布的轨道站点周边形成了区域性就业中心;③部分就业-居住较为均衡的城郊地区仍存在一定的职住不匹配现象。随后,通过计算一卡通出进站比和"宜出行"职住比得到出进站均衡度和职住平衡度,利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模型对轨道交通通勤和职住平衡程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出进站均衡度与职住平衡度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站点进出站人数越接近,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越好;②典型就业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典型居住地站点与站点周边区域的职住状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明,人口稠密的聚居区无法带动同样数量就业岗位的产生,而完善的就业中心能够吸引一定数量的人口在附近居住;③轨道站点的区位条件与职住平衡状况存在一定正向关系;④GMM能够对属性复杂模糊的轨道站点进行有效的聚类分析;⑤具有实时性强、精确度高、覆盖度广、获取难度低等优点的"宜出行"数据能够在微观空间尺度下弥补其他捕捉和分析实时人口时空分布特征方法的局限性。

针对郊区职住空间特征展开深入研究,是探索城乡功能空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安徽省合肥市郊区,利用覆盖市域范围的手机信令数据,识别郊区职住人口,开展郊区职住空间的分布格局与特征的可视化分析,进而以职住偏离指数、自足性指数和空间错位指数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郊区职住空间匹配合理程度,讨论合肥市郊区与中心城区的职住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合肥市郊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导,职住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均衡状态;仅少数远郊乡镇的职住一体化程度较高;大多数近郊乡镇街道职住功能不匹配,与中心城区存在职住功能互补关系.

针对郊区职住空间特征展开深入研究,是探索城乡功能空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安徽省合肥市郊区,利用覆盖市域范围的手机信令数据,识别郊区职住人口,开展郊区职住空间的分布格局与特征的可视化分析,进而以职住偏离指数、自足性指数和空间错位指数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郊区职住空间匹配合理程度,讨论合肥市郊区与中心城区的职住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合肥市郊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导,职住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均衡状态;仅少数远郊乡镇的职住一体化程度较高;大多数近郊乡镇街道职住功能不匹配,与中心城区存在职住功能互补关系.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对语言加权距离测度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一种既考虑变量权重又考虑序权重的语言混合加权平均距离测度,分析了该距离测度的优良性质。据此针对属性权重为实数,属性取值为语言术语的多属性决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语言距离的多属性决策方法,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国许多大城市处于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正发生明显变化职住空间的合理布局成为城市规划考虑的重要课题。研究利用武汉市大样本政务数据进行数据集成与空间化,得到居民个体精细空间数据,对武汉都市发展区的通勤特征、职住空间匹配关系进行分析与测度,发现:武汉都市发展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处于合理范围;都市发展区职住空间总体匹配较好,但不同区域职住空间匹配差异明显;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与职住空间失配现象密切相关;"武汉三镇"之间、新城组群与邻近主城区之间显著的交叉通勤是影响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因素。

以南京为例,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住房区位尤其是住房到市中心的距离对通勤距离影响最大;其次是住房价格,但是影响力有限;住房质量对通勤距离的直接影响虽然不显著,但是能通过作用于其他变量间接影响通勤距离;研究进一步发现居民的年龄和家庭收入也与通勤距离间接成正向因果关系。基于此,最后对改善城市居民通勤和解决职住平衡问题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

以济南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居民通勤调查分析居民通勤特征,重点剖析带状形态影响下的居民通勤流动、职住密度圈层及职住平衡状况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东西狭长的带状城市东西向通勤居多,其通勤距离、时间更长,满意度更低;通勤流量密度呈现东西拉长的椭圆状分层结构;带状城市居民职住密度由中心区域向外围降低,依据职住密度划分三大椭圆圈层:核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离核心区越近、就业密度越高职住平衡状况越好。

新零售模式的推进迫使企业不断加强供应链节点上的供应商选择优化,是企业新时代发展面临的新课题。针对供应商选择优化提出一种基于距离测度及支持度的群决策方法,根据不同类型属性评价信息的距离测度定义,得到不同决策者之间关于单一属性指标的相互支持度,从而确定单个供应商各属性的群体综合评价值,并采用灰关联法对备选供应商进行排序择优。

认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方面引发了气候变化,如城市热岛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方式,以及原有的水循环系统。认为城市及其周围水系生态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当地的雨洪径流形成条件,这是城市内涝灾害频发的外因;人们的各类生产、生活活动对城市原有的水系循环产生了较大的干扰,造成了城市水文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了周围水循环生态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是导致城市洪涝灾害频发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