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耕地资源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长期被忽视是我国耕地保护中最大的不足和缺陷,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损失。耕地资源流失、非农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耕地资源非农化价值理论认知的缺失,是对耕地资源(保护)非农化价值构成、体系、方法等科学问题研究还不够透彻、不够深入,这是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构建耕地价值评价方法与模型,实现耕地资源(保护)非农化价值损失定量评价与模拟,以期为耕地保护、耕地补偿决策等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方法】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运用收益还原法、等效替代法、市场价值法构建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综合评价模型。耕地资源经济价值主要...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１ ４４９ ６９５．７６、１ ７８４ ２９６．１７元／ｈｍ～２；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３３６ １９７．９５元／ｈｍ～２，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

科学估算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及其空间分布差异有益于客观评价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理论支撑集约、绿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估算耕地非农化造成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并结合不同时段的社会发展系数进行修正。测算结果表明:2001—2016年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造成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理论值达1 066.59亿元,现实值约476.25亿元,其中农业生态系统保持土壤功能价值现实损失达107.54亿元。耕地征收导致的农业生态服务价值均值现实损失地域分布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从省域尺度来看,江苏、云南和浙江的累计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现实损失量最多。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热点地区已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应尽快完善多元化耕地保护补偿制度,重点推进中西部地区人的城镇化。

合理的资源利用要求资源配置在代际上是有效率的。在资源代际最优配置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宏观决策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若以1989-2003年为研究区间,1989-1996年阶段东、中、西部地区的过度非农化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反映出1989-1996年期间的农地非农化存在一定的短期行为,造成农地的过度非农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应该进一步控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来保证农地资源能够在未来得到更优的利用。

本文将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损失的生态服务价值分为2部分:农地非农化损失的农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和新增建设用地负外部性造成的生态价值的降低。运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当量因子表、替代成本法和防治成本法测算2000-2007年间农地非农化损失的总的生态服务价值。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陕西省共有51 640.06 hm2农用地实现了农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达34.22×108元,平均每年损失4.28×108元。耕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占农地非农化损失的生态服务价值的一半以上,而农地非农化损失的土地则有95.21%转变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

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还具有大气调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成分、休闲娱乐等多种生态功能,而在非农化过程中这些功能在市场中没有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没有包含在农地的现实价值中。因而,有必要对农地的非市场功能进行详尽的分类及价值估算。同时,将由于市场失灵而没能包含到农地总价值中的生态环境等非市场价值纳入到成本效益决策中,来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损失。通过对农地非市场功能的具体分类及量化,测算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因市场失灵导致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结果显示,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江苏、湖北和甘肃省的农地非农化过度损失Ⅰ分别为31.58%、38.13%和43.85%,这为我国农地非农化...

基于2006-2014年湖北省16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禀赋三方面构建湖北省耕地非农化压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湖北省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湖北省16个主要城市的耕地非农化压力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006年以西南、东北地区往省内中部地区递减;2008年其区域差异变化不大;2010年则从西南-东北走向往边缘化发展;2012年呈现以武汉市、宜昌市为耕地非农化高压中心并辐射周边城市,形成了两条共同发展的平行线;直至2014年,武汉市耕地非农化压力

【目的】揭示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作用的时空特征,为耕地资源保护和利用政策制定提供决策支撑。【方法】研究采用2006—2015年耕地非农化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般回归模型-面板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时空加权回归模型"模型集成(简称OPGT),对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一般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和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TWR)估计结果显示,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耕地非农化莫兰指数(Moran’s I)为0.740,并且通过1%水平上显著性检验,表明耕地非农化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采用一般回归模型、GWR、GTWR模型估计,方程拟合优度分别为0.689、0.785、0.858,加入时空权重信息的GWR和GTWR模型方程解释能力有显著提升;GWR和GTWR模型方程结果显示,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弹性系数存在时空非平稳特征;空间分析显示,城镇人口增长和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非农化影响在经向上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减的状态,在纬向上呈现出倒"U"型状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程度在经向上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增的特征,在纬向上呈现出"U"型特征,产业结构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程度在经向上由西向东递增,在纬向上由北向南递减;时序分析显示,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与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系数呈现减小的趋势,耕地资源禀赋系数有所增大,产业结构系数在部分省域有所降低。【结论】(1)OPGT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相互检验、互为补充,可以更加细致的刻画因素的时空作用;(2)耕地非农化因素总体作用强度方面,弹性系数最大的是产业结构,其次为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耕地资源禀赋,最小为城镇人口增长;(3)空间特征方面,城镇人口增长和耕地资源禀赋总体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增的趋势;(4)时序演变特征方面,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与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作用呈现下降趋势,耕地资源禀赋与耕地非农化关联性趋于增强,产业结构的影响虽在部分省域有所降低,但其整体影响程度仍然相对较高。

本文从资源经济学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效率的模型,并对我国1989-2003年间的农地非农化进行检验,发现该期间我国农地非农化在空间配置上存在效率损失,如果将中部地区14.24%和西部地区3.66%的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到东部地区,将能够达到全国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的效率最优。然而,上述结论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原配置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农地非农化的社会最优配置,因为最优配置还涉及其他方面效率的改善。所以,本文结论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农地资源存在过度非农化的情况下,对上述指标的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要的。

研究目的:计算并比较现阶段全国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和成渝四大经济带农地非农化配置方式的效率损失以及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以期对这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帮助。研究方法:通过边界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大陆31个省市的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共计12年的数据计算了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低效产生的效率损失和农地非农化过度性的损失。研究结果:虽然现阶段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效率损失在逐渐减少,但中国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阶段共计过度性农地非农化184234hm 2,占这两阶段农地非农化总数量的11.2%,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我国水污染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省际间、地区间水污染纠纷接连不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流域不同主体之间建立水污染补偿机制,可以把水污染造成的环境外部损失内部化,从而促使污染者在治污成本和经济补偿之间进行权衡,促进水污染治理措施的有效执行和水污染纠纷的解决。在水污染经济损失评估的基础上,以河流为研究对象,采用水环境数学模型的方法描述了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影响关系,进而把超量排放的环境影响与经济影响联系起来,对模型的基本特征、处理方法和应用范围进行了讨论,并且以太湖流域范围内的京杭运河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了河流水污染损失补偿的数学模型。

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在耕地用途转化中起着关键作用,是耕地非农化的主要供给者。决定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的驱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耕地换资金,即经济驱动;二是耕地换政绩,即权力驱动。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我国耕地资源面临巨大需求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与权力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具有强烈的供给意愿,结果使耕地加速非农化。两种驱动力之所以能够过度膨胀并加速推进耕地非农化过程,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条件不足,具体则表现为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民土地产权的漠视。耕地的丧失不仅使我们面临食物安全问题,而且这一过程也严重侵犯了农民及农村的权益。鉴于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合法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否合理。

近年来,频发与日益加剧的农业巨灾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农业巨灾风险损失通过农业的基础地位乘数性地放大这种影响,进而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产生极大的冲击。本文从优化与完善我国农业巨灾损失补偿机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农业巨灾风险属性的刻画与界定以及我国现行农业巨灾损失补偿方式的理论研究与现实考察,提出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的整体性巨灾损失补偿机制是应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的最优路径与策略。

【目的】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研究资源型城市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过程,为该区域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邯郸市1990、2000、2008年遥感影像、耕地调查资料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邯郸市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转移矩阵进一步探讨邯郸市耕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关系;最后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探讨2000-2010年来邯郸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结果】1990-2010年,邯郸市耕地非农化面积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在空间上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城市中心耕地非农化程度最高,耕地非农化程度从市中心向外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先后出现耕地缓慢非农化区、耕地增长区;转移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