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通胀水平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QE2、扭转操作推出时和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美国整体经济形势提升显著,虽然面临诸多下行风险,但温和复苏态势明朗。由于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且QE2对促进私人投资效果有限,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稳定"。为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沿着复苏通道前进,并降低下行风险的影响,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不大可能再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除非市场发生极端负面的事件。将扭转操作延长至"2012年年底",也较为明确地透露了美联储将观察期延长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美联储在2012年12月12日宣布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QE3的冲击还未结束,QE4又再次推出,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从引导经济上行预期、缓解财政悬崖、货币政策"去独立性"和全球流动性释放四个方面阐释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从货币政策调整压力、出口贸易冲击、资本流动不确定性、输入型通货膨胀、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外汇贷款波动、大宗商品及房地产价格上涨、美元储备缩水八个方面分析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

2011年我国的物价总水平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对于百姓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上半年,从宏观经济指标看,我国的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在这一背景下央行推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遏制物价过快上涨。然而,本文的研究认为,2011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物价向上和经济向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既难以稳定物价,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文章以物价的走势为线索 ,分析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进而从货币供应、存贷款结构、利率、国际收支状况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形势 ,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建议。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分工和市场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资产投资回报率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和资产需求旺盛,导致中国出现了巨额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由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依法治国、保护产权,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中国的资产价格正处于重新评估的过程,人民币一直面临升值的压力。面对经济的不均衡,市场调整主要通过要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与人民币升值两个渠道来实现。但人民币汇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流动

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本文主要研究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特别是对中国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含有块外生性的结构VAR模型,对比检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后的不同影响。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美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出和物价均存在正向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美国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后,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对中国产出和物价波动的贡献率显著上升。总体而言,通过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强于国际贸易渠道。

为了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货币数量论构建一个五变量的TVP-VAR模型,运用2007-2017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中国出现输入型通胀,这种溢出效应的持续性不强;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不同滞后期波动幅度较大,从长期来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中国同美国的出口贸易;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长期不利于中国产出水平的发展;中国的货币供应量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呈现较显著的反应。据此建议:加强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研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推动我国出口工业产业升级,以提升我国抵御国外货币政策变化冲击的能力。

本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ＳＶＡＲ）模型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产出水平带来正面影响，而跨国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这可能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一般物价水平影响更大有关，这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相对改善相关；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呈现典型的＂逆周期＂操作特征，且利率＂逆周期＂特征更加明显；非线性石油价格情形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石油冲击反应方向不变，但反应幅度减少，该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不作为＂优于微调。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文章将通胀预期、汇率与资产价格在内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引入IS-Philips模型推导了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数据实证比较了央行考虑不同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规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采用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刻画了以房价和股价为代表性的资产价格波动与实际产出和通胀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股价和房价对产出和通胀率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央行考虑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产出和通胀率的波动,而不考虑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更大损失。相对股价而言,房价波动对产出和通胀率的影响更大。相对于严格的通胀目标制而言,混合通胀盯住制有利于降低产出和通胀波动,更适合我国国情。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国家的两大基本政策,成为国家干预宏观经济、协调社会总供需平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将不断减少,逐步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势将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仅就宏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的运用,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选择,进行初步的探索。

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需要调整李晓超总体经济近期一直保持基本正常的发展态势，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判断，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或潜伏的通货膨胀、差距、失业、农业和企业等问题，也是大家一致共同的看法。这其中有些问题会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的操作得以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