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应该加强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对减少碳排放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应该加强金融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对减少碳排放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本文以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普通面板回归、空间滞后模型以及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进行比较,探讨科技创新视角下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单向影响形态。由结果可知,由于金融资源高度流动性和信息扩张的快速化,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呈现"V"型的三阶段效应。建议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大力投资教育和研发以推动全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以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普通面板回归、空间滞后模型以及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进行比较,探讨科技创新视角下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单向影响形态。由结果可知,由于金融资源高度流动性和信息扩张的快速化,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呈现"V"型的三阶段效应。建议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大力投资教育和研发以推动全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为此，笔者基于Ｈａｎｓｅｎ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１）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趋势；（２）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非线性关系的表现形式在区域上存在差异。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促进作用却更为明显；东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但促进作用却较小。

在钱纳里标准模型提出半个多世纪以后，本文基于全球153个国家（地区）1960-2020年的样本数据和2000-2021年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再次使用钱纳里设计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除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和整体样本中都存在，这一发展规律也适用于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变化情况。钱纳里模型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用于理解与预测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基于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整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绿色ML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得益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高,且存在东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市场整合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配置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U"型非线性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市场整合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在中西部和资源禀赋较低地区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说明在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以及科技创新较高的条件下,市场整合才能更加显著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选用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３１个省的面板数据，以银行信贷为转换变量，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当信贷增长率低于２８．７４％时，房价增长率对经济增长产生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信贷增长率高于２８．７４％时，房价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实现＂稳定房价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目标，央行应将信贷增速维持在低增长体制的最优区间中。同时，央行还应该改善信贷结构，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本文首次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财险需求变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影响财险需求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城镇化变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对财险需求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同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也是造成不同省份保险需求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说明要促进不同区域保险业的平衡发展需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城镇化阶段对财险需求均有正影响，而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对财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保险业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基于结构性去杠杆的视角，本文将2004—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相匹配，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背后可能的调节因素。本文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合理阈值；上市企业的所在区域、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会明显影响杠杆率合理阈值的分布；进一步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规模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之间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在替换关键变量、削弱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为合理安排不同区域、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杠杆率调控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中国1996～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阶段下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8.97年),未跨越门槛时收入分配差距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跨越门槛后则转变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我国整体及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未跨越该门槛,但随着经济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当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刻不容缓。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Ａ股房地产上市公司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资产负债率低于５１．６％时，增加负债能够带来公司价值较大幅度的提升；当资产负债率高于５１．６％但低于７１．２％时，负债增加对公司价值的提升幅度显著降低；当资产负债率高于７１．２％后，继续增加负债将无法带来公司价值的上升。房地产企业可以通过对债务水平进行合理规划，实现提升公司价值的目标。

文章选用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组织资本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滞后影响且二者为倒U形关系，当研发投入强度小于13.57%时，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13.57%时，则会抑制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组织资本在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倒U形曲线关系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拐点左移，使曲线形态更加平缓，说明高组织资本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率和产出率，减缓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波动性；另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整体水平上升，优化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