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绿色农业生产与绿色农业产地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相关性分析出发,探讨了二者互动演进的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绿色农业产地环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该系统中内含了绿色农业产地环境判断建模方法和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综合评价方法,以期对绿色农业产地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污染控制。

本文阐述了查处农业环境污染事故的基本原则、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并从建立查处预警体系，健全农业环保法规，变查处污染事故为主为预防和查处并重相结合等方面分析，依法查处农业污染事故，提出调查处理污染事故存在问题和建议。

发展绿色农业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四川农业资源持续减少、农业环境不断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发展绿色农业有着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发展绿色农业是实现四川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15年全球N_2O污染总量和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的国际占比、国别流向和部门分布,并对其构成进行分解;通过引入贸易隐含N_2O排放差额的概念,分析了不同责任原则下的排放差异,并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视角初步解释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应用SDA"两级分解平均法"研究了N_2O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全球N_2O排放增长率虽不大,但其所造成的潜在温室效应已超过2014年和2015年全球CO_2排放量之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农业部门是N_2O排放主体。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均位居全球第一位,虽然内需排放占主导,但外需排放比重在不断增加。进一步地,农产品最终需求规模的扩张和前向国际产业关联效应的增强是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而抑制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优化农业氮排放强度及其最终需求产品结构。

目前中国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严重影响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日本在农产品产地环境控制与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且与中国人口多、人均农业土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相似,就其管理体制与机构、法律支撑与保障、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技术保障措施等方面与中国逐一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推进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防治提供有益借鉴。

绿色GDP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使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降到最低限度。对于依赖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

[目的]探究现阶段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对东道国的生态效应，对于回应中国践行国际合作的绿色投资之路至关重要。[方法]基于2016—2020年中国对71个国家农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揭示了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并考察东道国能源结构在其中的中介机制。[结果]（1）当前，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呈“U”型关系，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较小时对东道国农业碳排放发挥抑制作用，当投资规模越过阈值时则发挥促进作用，这一结论打破了西方媒体长期抹黑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是“制造污染”的谬论，深刻回应了中国一直以来践行互利共赢的绿色贸易之路的事实；（2）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U”型关系在农业生产规模较小的国家更明显；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东道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增加，投资活动对东道国发挥农业碳排放减排效应的阈值提前到来；（3）东道国能源结构在中国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主要中介作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的绿色技术溢出加快了东道国能源结构的转变进而影响东道国的农业碳排放强度。[结论]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对东道国农业碳减排效应明显，绿色投资现象是存在的。但受到投资规模的影响，不同投资规模下兼具发挥抑制与促进两方面的作用。

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但目前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绿色声誉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替代信息传递机制,可成为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声誉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及信贷限期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声誉较好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新增借款,并且长期借款占比更高;在绿色金融政策实施之后,非重污染企业获得的新增借款和长期借款占比逐步赶上以至超过重污染企业;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绿色声誉在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融资期限结构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由此可见,我国实施绿色金融政策已取得初步成果。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要推动企业有效提升绿色声誉,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执行绿色金融政策,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及各类环境保护组织的监督作用。

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但目前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绿色声誉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替代信息传递机制,可成为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声誉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及信贷限期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声誉较好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新增借款,并且长期借款占比更高;在绿色金融政策实施之后,非重污染企业获得的新增借款和长期借款占比逐步赶上以至超过重污染企业;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绿色声誉在增强企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基因污染"是唯一一种可以不断增殖和扩散的污染,其污染传统作物,可能增加害虫抗性和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通过分析"基因污染"对农业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剖析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探析我国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关于"基因污染"防治在法律规制层面上存在的缺乏可操作性、强制性和时代性等问题;相应地提出了健全我国"基因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制构想。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制度的四个层面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进行剖析:传统的环境友好农耕文化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化学技术的迅速扩散所破坏;土地制度、农业发展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破坏环境的非预期效果;小规模经营、种养分离使环境友好技术和行为的成本较高;市场因素和农户认知造成了化学物品的过度使用。为了适应来自农业自身和外部的绿色转型要求,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应当在技术扩散、政策调整、机构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

已有许多研究证实防治农业生产过程中氮磷进入水域以及氮素进入大气环境已成为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分析中国在农业源污染防控中存在问题,本文对中国和德国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施效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与中国相似,德国人均耕地资源比较少,以家庭农场为单元的经营方式是德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存在经营规模相对小而分散,受气象条件和市场影响风险大、利润薄、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等问题。对于农业源污染治理,既要实现环境目标,也要顾及农民利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难以简单采用关、停、并、转等行政指令和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建立和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为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减少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德国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长期试验研究基础上,为农民专门设计和制作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区、分类、量化施肥技术指标和规程,这些指标简单、易记、易懂,对不同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有良好适用性,易于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实现减肥增产、减肥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治农业源氮磷进入水环境,化合态氮进入大气环境方面,德国主要做法是研究、建立和实施一系列与经济奖惩措施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对农田氮素养分投入量、农田氮磷盈余量、施肥期、施肥方法、种植作物类型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技术指标。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监管和监测方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鼓励、帮助和疏导农民广泛采用更先进、更精准和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实施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减少了一半,以农田面积(耕地面积与长期作物面积之和)计化肥养分量从404 kg·hm~(-2)减少到目前的192 kg·hm~(-2),仅为目前中国的53%,同期粮食单产仍提高了56%,从4 779 kg·hm~(-2)增加到目前的7 464 kg·hm~(-2),比中国目前粮食单产仍然高37%。中国至今缺少为农民专门设计、适合农民认知和直接采用的量化施肥技术指标。目前也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奖惩政策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出台,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重点流域,至今难以形成有制度性保障的农业源污染管控体系。在占作物总播面23.6%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收益作物农田上,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情形普遍,在这类农田上,氮磷养分盈余量远超过德国肥料法规所规定的环境安全限量(50 kg N·hm~(-2)、10 kg P_2O_5·hm~(-2))。比较研究还显示,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核心是以创新研究带动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方法的出台和广泛实施。而中国近年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的均质化、碎片化,以及科研机构在绩效考核中对SCI论文点数、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使得相关研究薄弱,亟需加以改进。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合理使用化学投入品和处置废弃物,使得农业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业污染本质上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外部性问题。在农业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上,经济刺激手段比直接管制手段更有效。治理农业污染的经济刺激手段主要包括农用化学品输入税、补贴、押金、信贷等。在运用经济刺激手段控制农业污染时必须遵守灵活性等原则。

我国农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历史时期,因此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已经严重损害了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面对这样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有力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使其便于操作执行。在民众要求更高农产品质量的市场需求导向下以及政府的监督教育下相信我国的农业面源生态污染将得到有效的遏制与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