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如何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成为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效应是有条件的,为了启动处于衰退中的经济,政府不仅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干预经济,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乘数效应不同,政府更需要采取结构性的干预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部门的不同支出以改进财政政策效率。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在结构式凯恩斯乘数理论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认为结构式乘数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将为中国政府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衰退风险提供更加科学的分析视角与更加丰富的决策手段。

Keynesian multiplier theory is only limite to describe aggregate of macro-economics,without the function of representing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al chang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By using I-O technique,we extend Keynesian multiplier thoery from aggregate analysis to structural analysis,and set forth the second-stage I-O analytic method.The structural Keynesian multiplier analytical method includes two forms:1.I-O table (second-stage I-O table);2.Mathematical model.By combination the quadrant of Ⅱ and Ⅲ in orginal I-O table form the second-stage I-O table.Although the second-stage I-O table having the similar structural form and I-O model as theorginal I-O table,the economic contents expressed by model are totally different.We explain the concrete methods and steps to establish structural investment multiplier and consumption multiplier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reflected by the model and economic meanings of various coefficients.In addition,we also point out five aspect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en establish and apply the structural multiplier model.

本文以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将各基础产业部门间的消费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内化于凯恩斯乘数的分析之中,通过对1997～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测算,探讨了我国各基础产业内部的异质性的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正是由于这种乘数效应存在部门性差异,要求政府在制定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根据不同的乘数效应采取多样性的政策措施。

到2003年,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6年。对于6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人们的总体评价一般是:它不仅短期拉动了需求,保持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而且提高了经济内生增长的能力,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然而,如果从治理经济衰退的角度来说,评价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指标应该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几年来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马栓

本文基于财政政策的经典文献,从凯恩斯总收支模型出发,通过不断放宽其假设条件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可能出现的凯恩斯效应、需求中性效应以及非凯恩斯效应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对三种效应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研究认为,尽管稳定性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长短期效应还存在很大分歧,但并不表明,财政政策不可以充当稳定经济的角色,相反,分歧只能说明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一结论对特定条件下财政政策的制定及其可能效应的事前预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放松凯恩斯总量乘数模型关于"各部门边际消费倾向c和消费结构ω相同"的隐含假定,建立了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模型,并指出结构乘数思想的实质是收入非均衡问题,它可以看作结构主义观点的组成部分,是对新古典传统和凯恩斯思想的重要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政策意义。在扩张性政策的实施中,收入政策和税收政策应向国民收入的短板部门倾斜;财政投资应向乘数效应大、产业链条长、挤出效应小的部门倾斜。

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经典文献,试图探讨与总结其中一些趋势性、方向性的问题。在理论方面,财政政策通过消费和投资两种渠道发生非凯恩斯效应,是因为存在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实证研究方面,财政调整时期的测度与定义是非凯恩斯效应研究的两大难题,迄今为止,在测度方法和定义标准等具体问题上未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或达成共识;另外,结构VAR文献主要是通过实证检验财政支出乘数的符号和大小来识别非凯恩斯效应。从经验研究的总体结果来看,支持投资非凯恩斯效应的文献似乎更多,因此,也被国外理论界认为是以后研究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但是,凯恩斯本人在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理论并不成立,其中的乘数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凯恩斯乘数模型只不过是一个因果倒置的结果,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收入和投资的关系。从而凯恩斯乘数的实质不是乘数=产出的变动/投资的变动,而是乘数=产出的变动/没有消费掉的产出的变动,即它仅仅反映的是产出中有多少部分没有被消费掉。那些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只能在比较罕见的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

本文分析了经济结构层次的差别对乘数效应差异性的影响,认为不同的信贷资金配置,由于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过程的途径不同,先后次序不同与速度不同,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不同。最后导致经济发展的效果也不同。提出了我国信贷资金应重点配置的产业和区域,并提出相应的一组措施建议。

本文对宏观经济学中建立在IS-LM模型理论基础之上的财政政策乘数理论作出了一番回顾和梳理,指出了财政政策乘数在实际应用层面上的局限性。在当前,正确认识和把握财政政策乘数理论的局限性对今后我国政府适度确立并实施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从新的调控政策出台的国际国内背景入手,诊断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了新政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对未来经济将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值得关注的潜在问题,针对在贯彻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中,实现中央提出的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要求,对有限的资金进行优化配置,以保证政策执行效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从宏观经济运行和财政运行两个方面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 :(1)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预期目标 ,实施该政策要比不实施该政策要好。如果企图通过一直实施该政策来实现预期目标 ,则财政风险是存在的 ;(2 )我国国债在总量上不存在风险问题 ,财政风险主要存在于结构上。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表明,这两种财政政策的乘数值都不大,尤其是实际作用乘数的值明显偏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就乘数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据上述乘数的测算值,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在两种模型下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效应。显然,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其中政府购买支出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尽管理论和实际作用乘数相差很大,但两者最终形成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甚至财政政策的实际乘数效应在多数年份超过理论乘数效应。

经典的IS-LM模型所表示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投资行为和货币需求行为基础之上的。通过对中国的实际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可认识中国的消费、投资等行为,并进而探讨中国的IS-LM模型,为测算中国的财政政策乘数提供基础。

文章根据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中国宏观季度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增加政府支出虽然能够迅速提振经济,但其只有短期效应。如果没有及时退出,其正向促进作用可能转化为反作用力。减税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相对较弱。为保障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运行于合理区间,应当合理配置财政政策工具,将相机调控和区间调控相结合,短期与中长期调控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