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阶段研究异质性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对经济周期的非线性调整,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呈现出"紧缩期高于扩张期"的特征,在当前经济波动加剧且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不利于研发投入稳提升;区分企业所有制研究后发现,集体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在经济紧缩期大幅提高,而私有企业在经济周期各阶段持续面临较高融资约束;该特征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突出,相反,大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在经济扩张期均不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但在经济紧缩期,由于大规模私有与外商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增幅较大,且金融体系对其支持不足,导致此类企业面临极高融资约束。上述结论为构建匹配经济周期阶段及企业特征的动态科技金融政策体系提供了事实依据。

本文以1998～2010年我国A股市场651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经济周期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与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得出如下结论: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与经济周期正相关,即在经济高涨时期,调整速度较快,在经济衰退时期,调整速度较慢;经济周期对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较大,而对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有限。因此,一方面要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要减少市场摩擦,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文章以2013—2017年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引入异质性研发投资这个概念,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异质性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并且具有滞后性;融资约束在异质性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高融资约束下,研究型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比低融资约束时更明显,同时高融资约束下的开发型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比低融资约束时更弱。

基于2006—2015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Aghion et al.[1]的经验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所有制变量,并采用SA指数衡量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检验了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所有制对其研发投入周期性的平滑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存在融资约束时研发投入的逆周期性减弱,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其顺周期性越强;进一步得出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以下特征事实:(1)在经济高涨时期,研发投入有更强的融资约束效应,但由于有机会利用股权融资等其他非债务融资渠道,此时研发投入的顺周期性也更强;(2)国有产权属性对研发

在融资约束的作用下,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具有反周期性特征,动态调整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现金持有动态调整速度的顺周期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速度更快,在经济衰退期动态调整速度更慢;另一方面,国有公司现金持有的动态调整能力更强。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公司而言则宜实施更有弹性的财务政策。

经济周期的波动改变了公司所面临融资环境，而融资约束则制约着公司的融资选择。本文采用非线性面板阈值回归方法研究在时变经济周期和融资约束条件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该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允许公司在不同的阈值下，按照不同的速率向不同的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本文采用３３４家１９９８年之前上市公司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资本结构呈现顺周期调整的特征。高有形资产、高成长、盈利高、规模大和融资约束中间组的公司具有更快的资本结构短期调整速度。长期而言，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规模和有形资产正相关；而与融资约束、公司盈利和公司成长性负相关；但与公司控股股东性质的关系不明确。本文认为经济周期、融资约束．．．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动态调整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深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对不同融资约束类型的公司带来的影响也不同。文章以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存在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具有逆周期性,在衰退期,一方面上市公司会有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另一方面融资约束公司会加紧现金积累,现金持有的调整速度更快。文章从理论上解释了经济周期、融资约束对于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的系统影响,并通过样本数据分析与检验,为政府部门的融资政策及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经济周期波动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流动性管理有显著影响。经济周期通过产品市场渠道、资本市场渠道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导致企业在经济衰退期面临更加严峻的融资约束,并传导到流动性管理行为。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交通运输企业的流动性管理整体上受经济周期的冲击更为显著。因此,交通运输企业必须实施有效的周期性流动管理,政府部门也应该实施周期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

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环保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所产生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的异质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得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短期中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的抑制效应明显,而长期中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则显示出一定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产生长短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中介因素。另外,本文还考虑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与不同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中,环保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

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通过观测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可以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受到融资约束，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有异质性，与企业规模和产权属性密切相关；金融发展显著地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结构发展两部分，分析发现：金融规模发展对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主要作用。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银行信贷规模扩大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贡献大于股票市场；银行体系通过大规模动员社会储蓄和投资转化，为经济增长积累了生产性资本，金融脱媒不符合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需求。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异质角度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化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会强化这种抑制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融资约束所呈现的正向调节作用却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的相机协同选择是研究和化解债务危机的重要基础理论,也是现实政策选择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国外对于该方面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国内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内生性视角对其进行考察,忽视了经济周期特征对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管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从而使融资约束对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效应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周期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对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的相机协同选择机理进行研究,力图构建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管理的协同选择模型,并检验营运资本需求是否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和融资约束下向目标营运资本需求调整,调整速度如何,调整速...

基于经济周期和融资约束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背景,以2000—2015年中国A股59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建立应收账款目标模型和动态调整模型,实证检验应收账款是否遵循一个动态调整模型以及经济周期、融资约束对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上市企业存在目标应收账款水平,当偏离目标值时会向之动态调整。融资约束企业应收账款的调整速度快于无融资约束企业,经济繁荣期应收账款的调整速度快于经济衰退期。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应收账款协同选择的体系,实践贡献在于对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和决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