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二者倒“U”关系基础的协调 ,对此问题研究的领域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 ,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的因素包括市场与政策、技术和经济结构等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建立指标体系 ,以承载力作为重要标准 ,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定量评价日益受到重视。最后对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述 ,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干预超出了生态环境所允许的范围 ,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便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经济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主要是二者的“U”字形关系 ,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 ,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的因素包括市场与政策、技术与经济结构等。在对经济与环境协调研究的过程中建立指标体系 ,以承载力为标准 ,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定量评价。

随着信息技术、通信网络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生存的信息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粮食产销衔接效率问题受到了更多的挑战,粮食供应链协调问题也逐渐成了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选取本领域国内外24种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针对2000—2019年发表的988篇相关文献进行粮食供应链协调演进进展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9年国内外粮食供应链协调研究的文献呈平稳增长态势,粮食供应链协调问题在未来仍然存在极大的研究潜力与空间,但应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文献中理论研究较多,而理论与实证、文献综述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法以"博弈定价协调"和"契约定价协调"两种研究方法为主。研究主题为信息问题、需求问题以及信息技术问题等居多。

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综述国内外对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进展状况。从研究文献来看,国外理论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环境导致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极限的问题;二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国内理论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而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一国货币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愈加重要。在此背景下，有关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日益丰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及国际协调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展望。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1990年以前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及博弈论等进行理论探讨，1990年至2000年多数研究开始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探究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和渠道，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其中以探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为主。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控制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来获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主流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基于MFD模型的纯理论分析转向基于VAR系列模型的实证分析和具有一致性框架的DSGE模型分析。从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来看，早期文献大多认为汇率和贸易是主要渠道，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且比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传导更加迅速、后果更为严重，并逐渐成为近些年研究的重点。由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下的货币政策调整空间较小，目前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相关研究的观点并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联动趋势的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必然趋势并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而部分学者认为政策协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政治成本，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应慎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是大多数文献仅考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溢出效应，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的双向国际溢出效应；二是关于金融渠道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全球金融风险传递等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深化；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统一，尤其是对政策协调的有效路径缺乏系统研究，相关研究有待加强。中国学者应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尤其要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应对国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有效政策工具、促进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突破。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等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群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时空异质性，空间上体现为粤港澳、长三角领先，京津冀、长江中游次之，成渝落后；时间上表现为2011—2016年增速较快，2016—2020年增速较慢。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营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α收敛、β收敛显著。

文章通过界定数字经济等核心概念，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并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3—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基于Dagum基尼系数法以及核密度估计法对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最后探究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表现尚不稳定，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并不理想；（2）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来看，总体及区域间的差异逐年下降，东北地区内部耦合协调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亟须解决；（3）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专利申请授权数等是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本文通过建立经济行为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模型,加入资源的影响,利用1980年的基准数据进行多种假设的仿真研究表明:(1)环境污染相对于人类经济行为有一个滞后期,滞后期为四分之一周期;(2)当人类经济行为因子自增长系数下降时,环境污染因子将会降低;(3)环境完全可自我恢复时,资源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济的发展通常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反向相关联的。文章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际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从而探讨排放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和能源之间的关联,清洁能源和不清洁能源之间的可替代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能源政策建议。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时间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2009—2019年该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演变途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质量不断上升，二者耦合协调程度有所改善，但城市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均衡发展形势仍然严峻；地方财政支出将加剧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不协调形势，产业结构、高新技术开发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的协调发展，教育水平能够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协调发展，对毗邻城市影响不显著。

解析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环境经济地理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环境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的选择、适应与改造。论文首先梳理环境经济地理学科演进，构建经济循环视角下的研究框架，发现其经历了从关注外生发展时的成本外化与外部治理，逐渐转变为成本内化，将自然资源考虑为资本的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历程。论文对1996—2023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经历起步期、建构期、腾飞期等重要阶段。结合全球价值链和物料流通理论，论文分析出环境经济地理议题对后发区域“绿色化”转向、生产部门网络重构、演化经济地理需求侧以及全球—地方互动的关注，并提出未来研究为解决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能源、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贡献。

针对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销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中,制造商的单位生产成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情况,分析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博弈均衡,分别研究了收益共享契约、全部数量折扣契约和渐增数量折扣契约,讨论了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润随规模经济系数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三种契约都能有效地协调供应链,随规模经济系数的增大,制造商更倾向于采用收益共享契约和渐增数量折扣契约,销售商更倾向于采用全部数量折扣契约。

在经济增长与空间位置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传统区域协调理论在现实经济中的指导性越来越难以把握。将区域经济的空间维度附载于要素禀赋的区域性和非区域性的统一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表现为非平衡发展的特征,这取决于区域间固有要素禀赋的不同,以及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揭示:要素适宜度在区域经济协调中的机理研究不仅足以澄清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本质,而且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协调基准。

在构建利率与汇率联动协调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利用ＭＣＩ指数，基于２００８年１季度至２０１５年２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利率与汇率在协调过程中表现出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与汇率在调整中遵循了一定的规则，利率会随通胀率偏差进行同向调整，而随经济增长率偏差进行反向调整，在促进物价稳定目标实现的同时，又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汇率会随经济增长率偏差和通胀率偏差进行反向调整，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向目标值恢复。但是，单纯依靠利率或汇率的适应性调整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只有借助于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协调，才能纠正利率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弥补汇．．．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的高耗低效增长方式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能源的供需紧张关系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笔者首先对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然后对能源产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能源产业结构现状,提出了增加国内能源供应,加强能源的国际合作,适时调整能源国际贸易政策与重视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作用等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