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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朱玉广
如何应对加计扣除政策不断强化可能带来的效用衰减，找出其原因并加以遏制，充分发挥其作用，成为亟需研究的课题。文章以2015—2019年我国A股国企为样本，研究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二类代理问题弱化了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的效果；资本混合度能缓解这种负向关系，即资本混合度有利于遏制第二类代理，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经过替换变量、内生性处理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不变。研究为深入推进国企混改，有效遏制第二类代理问题，提高国企执行加计扣除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吴秋生 冯艺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随机前沿模型(SFA)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对国企资本混合度与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发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资本混合度与国企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与实质性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结论说明提高国企资本混合度能够显著提升加计扣除政策效果。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章迪诚 严由亮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章迪诚 严由亮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
吴世飞
本文为理解公司股权集中及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前因后果提供了较完整的视角，分别对集中型股权结构的普遍性及成因、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提炼出关于其实证影响的两类模型。本文发现，股权集中及第二类代理问题处于一个同时以控制权收益为起点和终点的因果循环系统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对系统外生影响因素的更广泛考察、对资本市场自动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引入以及对内生性问题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将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左晶晶 唐跃军 眭悦
文章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1)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控股股东缺乏进行持续高水平公司创新投资的动力;(2)提高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多地进行研发和创新投资;(3)民营上市公司其他大股东制衡有助于提高研发与创新投资,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则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
[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吴晓晖 姜彦福
本文在公司治理参与者治理效率评价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现状所导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结合独立董事制度和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独立董事特征和机构投资者的治理动力和能力,提出了独立董事和机构投资者在解决第二类代理问题中,分别在内外治理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双核心观点。
关键词：
机构投资者 独立董事 治理机制
[期刊] 经济管理
[作者]
吴秋生 李喆赟 杨瑞平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
[期刊] 会计研究
[作者]
裘益政 尹美群 许永斌
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掠夺和侵害构成了资本市场第二类代理问题。在当前制度和市场环境下,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比较严重。本文认为,现有公司治理机制的三个维度:市场、法律和组织机制不足以提供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商业伦理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治理机制不可或缺的维度,理论和案例均证明,商业伦理对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并提出进行商业伦理治理的构建思路。
关键词：
商业伦理 民营上市公司 第二类代理问题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马才华 王子欣
文章采用事件研究法,选取沪深两市A股已经成功实施资产注入类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结合第二类代理理论,从注入资产的定价与质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大股东侵害行为的影响等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资产注入后36个月的长期市场绩效,研究控股股东通过资产注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期刊] 南开管理评论
[作者]
邓博夫 董雅浩 吉利
本文从诉讼风险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的内在动因及其经济后果，从而将我国所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融入到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当企业的法律诉讼风险更高时，实际控制人更有可能通过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以规避自身的连带责任。进一步检验得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越多、企业所在地区法治水平越高，实际控制人面临诉讼风险时越可能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此外，本文还发现实际控制人转出法定代表人身份会将风险衍伸至股票市场，提高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以上经验证据表明，企业实际控制人转出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行为动机更符合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假说，一方面拓展了法与金融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直面我国独有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为法律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提供了经验价值。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刘娇娆
作为激发员工潜能、推动产品创新、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长期激励机制，股权激励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创新型股权激励工具，自推出以来迅速发展，已成为科创板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主流选择，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激励计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以科创板首家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企业——乐鑫科技为研究对象，在介绍其激励计划实施进程、激励方案设计特点的基础上，从动因和实施效果两个层面探讨科创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乐鑫科技的五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方案仍存在优化空间；提升业绩、吸引和稳定人才、享受科创板政策红利是企业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核心动因；股权激励实施后企业短期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和创新能力均有所改善。乐鑫科技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案例可为我国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甘伦知
总体参数假设检验中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受到检验水平、参数真值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影响。花费过多的成本(样本容量很大)去检验总体参数与待检值是否还存在细小的差距往往是不必的,因而,在给定"辨别差距"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选择样本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实现对两类错误的控制。
关键词：
假设检验 第二类错误 控制
[期刊] 中国注册会计师
[作者]
曹志鹏 高师师
本文选取沪深A股市场2015-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股权集中度以及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质量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股权集中度对两者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机制研究中引入第二类代理成本,研究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第二类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第二类代理成本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第二类代理成本为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异质性研究中,先后按照市场行情、企业性质、高管持股情况、两职合一进行分组,结果表明当处于熊市、企业性质为非国有、高管持股比例越低、非两职合一时非控股大股东对审计质量的治理效果更突出。本文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研究视角,并对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审计质量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期刊] 现代管理科学
[作者]
梅丹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能体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低于一个临界值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极度分离使控股股东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掏空行为;当股权集中度高于这一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统一而勤勉工作。文章构建能够激励大股东勤勉工作的股权集中度模型。发现大股东勤勉条件与公司资产回报率、控股股东投资回报率、掏空被发现概率以及罚金有关。文章的结论一方面有助中小投资者判断公司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是否强烈,从而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层可通过改变大股东勤勉度的决定因素来影响该临界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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