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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纵横  [作者] 杨蕤   韩丽荣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会对企业行为产生制约、规范和引导作用。文章以2009—2021年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以财务报告重述风险作为约束效应的研究视角,考察了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约束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即进行慈善捐赠的水平越高,约束效应越强,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风险就越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和上市公司透明度作为中介影响机制,在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约束效应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绩效较好的企业,第三次分配的约束效应更强;融资约束会削弱第三次分配对企业的约束效应;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第三次分配对其约束效应更强。因此,企业应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将其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中,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加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公益项目,推动第三次分配事业的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并规范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其他公益活动。
[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黄伟  陈钊  
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民营企业是慈善捐赠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凡进必评”政策这一重要制度创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效果进行经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凡进必评”政策的实施强化了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工商联会员企业显著增加了慈善捐赠的参与概率和投入金额。同时,民营企业现有的政治关联并未削弱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凡进必评”政策对那些更有能力参与慈善捐赠的民营企业产生更大的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家更容易被吸纳进地方政治系统,慈善捐赠投入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家获选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概率。文章揭示了通过机制设计来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理论逻辑,为党和政府如何引导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证依据。
[期刊] 特区经济  [作者] 陈诗情  
第三次分配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对促进社会资源的均衡流动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积极意义,其中蕴含的强大的社会精神力量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社会环境下,第三次分配虽然已经存在一定的主体力量和实现渠道,但其机制的构建仍有不可忽视的缺陷,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法规有待进一步健全,作为其主渠道的公益慈善力量也待进一步优化,推动第三次分配机制创新势在必行。
[期刊] 华东经济管理  [作者] 丁乃鹏  
自从浏览器产生以来,互联网已经走过十个春秋,这也是全球电子商务大规模操作的风雨十年。全球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网民。也就是说,互联网世界中商务活动拥有全人类10%的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空前的。而今,电子商务经过两个阶段的实践,已经迎来较为成熟的体系,企业如何转变环境、应用现代手段抓住机遇、获取竞争优势值得关注。本文基于一定研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期刊] 经济研究参考  [作者] 王仁祥  刘甜  
本文通过分级指数构建法和熵权法测算2013~2019年的科技金融环境指数,基于上市中小企业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金融环境、融资约束和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科技金融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传导机理具有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性质异质性。
[期刊] 世界经济文汇  [作者] 刘磊  步晓宁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成本加成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由于金融抑制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私人所有和独立法人两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现阶段的金融改革并没有对金融抑制产生实质性影响,没有缓解私人所有和独立法人企业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制约作用。切实推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平高效的金融市场机制,消除政府干预对融资约束的扭曲性影响,是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的重要途径。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吴文值  王帅  高洪波  
捐赠免税是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促进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手段,但对于捐赠免税政策对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方向以及时效等,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以2008年企业公益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比例上限由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变更为年度利润总额的12%这一政策调整为背景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捐赠免税政策对企业第三次分配的长期影响,发现捐赠免税政策能有力推动企业第三次分配,并对企业产生长期的影响,从广延边际看能增强企业捐赠倾向,从集约边际看能提高企业捐赠强度;捐赠免税政策调整后企业实际税负显著降低,企业捐赠成本明显减少;捐赠免税政策对企业第三次分配的影响存在捐赠文化异质性,地区捐赠文化氛围越浓厚,政策产生的影响越大;赠捐免税政策调整后,企业与政府及社会之间未能形成企业积极捐赠、政府和社会积极支持的良性互动,那些捐赠支出较多的企业,其销售收入、销售收入增长率、所获政府补贴并没有显著增加。为充分发挥捐赠免税政策对第三次分配的促进作用,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要提高企业公益捐赠支出税收抵免比例,充分发挥税收对企业捐赠的激励作用;二要积极弘扬慈善捐赠文化,充分挖掘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三要多措并举,积极引导政府和社会以消费的方式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徐礼志  
本文依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提供的数据资料,以2013年为观测年份,探讨工业外资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外资企业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状况,并从经营效率、税负压力、出口倾向、科技投入、劳动报酬等方面比较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外资企业的优势所在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视角,利用规模以上工业数据分析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还不够明显。
[期刊] 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 江亚洲  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它有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缓解社会个体焦虑情绪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包括发展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等。运用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培育社会慈善主体,拓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完善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吴莉昀  
市场失灵使得政府补助近年来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但对其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4543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制,并从企业生命周期、所有制类型和经营状况等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行为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的作用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性;成长期、国有化程度低、经营绩效欠佳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显著的融资压力,政府补助的作用效果也最为明显;政府补助产生了一定的信号作用,有利于消除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因此,应加大政府补助、因企施策和进一步发挥信号机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王方方  杨志强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赵琳  
异质性资源互补匹配能为企业合作创新提供新动能。文章基于异质性资源互补匹配与流通企业合作绩效的相关理论,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异质性资源互补匹配对流通企业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潜在合作伙伴的资源搜寻努力、技术多样性、资产多样性、资源整合力度均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异质性资源互补匹配中的五个变量,均能正向影响异质性行为契合,进而正向影响企业合作绩效。据此,文章提出了优化异质性资源互补匹配、提升流通企业合作绩效的具体对策。
[期刊] 西部论坛  [作者] 曾雅婷  邢晶晶  李宾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期刊] 工业技术经济  [作者] 刘素荣  刘梦雨  霍江林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异质角度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化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会强化这种抑制效应;异质性研究显示,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融资约束所呈现的正向调节作用却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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