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和管理是完善我国货币调控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稳中有变经济形势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迫切要求。近些年,人民银行围绕政策承诺、市场沟通、前瞻性指引等,初步构建了预期管理框架体系并发挥了良好作用,但央行分支机构在预期管理方面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应建立人民银行多层次预期管理机制,通过明确目标机制、加强市场沟通、做好舆情监测、注重分类施策、加强政策协同等措施,充分发挥分支机构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的有效补充作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财政收入增长注入稳定性。文章指出，新形势下应聚焦战略、因情施策、做好“加减法”、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等，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效力，支持稳经济大盘。

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对价格预期进行引导，是关系货币政策能否通过引导预期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问题。以货币政策引导价格预期的可控性为研究对象，选取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公示和政策实行两种政策操作情况，利用φ相关系数和过度反应检验方法，分别检验了央行的政策公示和实行引导公众日度、月度和季度价格预期的可控性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存贷款利率政策，政策的公示和实行对公众日度和月度价格预期的引导效果均不显著；但公众对央行的政策公示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且反应程度大于政策实行；政策公示对季度价格预期的引导效果较明显，引导预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作用时滞。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价．．．

由于资产价格含有未来经济运行的一定信息,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人们会根据资产价格所包含的特定信息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但另一方面,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决定了人们对于实际经济运行只有模糊的认识。由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一般比较复杂,资产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也非常灵敏迅速,不仅波动比较频繁,往往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使得资产价格的波动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一般也比较大,导致人们在依据资产价格信息来调整对未来的预期时,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有时会做出超调或过度反应。所以中央银行虽然并非必须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加强对公众预期的管理,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预期。

量化的通胀目标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形成通胀预期锚。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来实现物价稳定目标,需要科学地测算通货膨胀率并进行通胀预测。货币政策需要前瞻性,然而基于市场数据的通胀补偿等指标无法准确评估长期通胀预期,需要通过对多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评估和修正,并通过多种途径完善对通胀趋势和通胀预期的理解。

根据经典的CKLS模型,将当前的短期利率及其长期均衡水平分别作为测度公众对未来短期利率的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的指标,并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两个指标的区制状态变化。结果表明,面对渐进型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短期预期指标的区制变化幅度明显大于长期预期指标,说明从响应幅度的维度看,公众的短期预期比长期预期反应更剧烈;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后,长短期预期指标对货币政策引导均表现出明显的时滞性,短期预期指标的响应时间严重滞后于长期预期指标,说明从响应时间的维度看,公众的长期预期比短期预期反应更及时。分析发现,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极度平坦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短期利率的长短期预期对货币政策引导的差异性响应,因此公众长短期预期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经济的动态变化,人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有限认知,决定了人们处于一种动态学习过程之中。并且,经济主体不仅是根据某种计量方法或经验自我学习,有时更多的也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相互学习。在这种互相学习和影响的过程当中,由于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央银行对公众的预期和决策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已越来越借助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功能。当前,在防止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对于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促进了经济恢复，但可能会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积累，威胁金融稳定。为了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从低利率向高利率的转变使得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以及二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催生了英国养老基金危机和美国硅谷银行破产等金融风险事件。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政策目标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非一致性。但是，货币政策不能对金融不稳定风险无动于衷。中央银行应当将货币政策重点放在总量目标上，同时使用“贴现窗口”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

正确地分析判断经济金融形势,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基础。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然后具体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强劲,今年一季度增长9.7％,物价水平也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但与此同时却又有可能陷入通货膨胀当中。央行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物价,防止

本文主要研究在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有关理论问题,试图解决两个方面的疑义:一是为什么不能够通过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以缓解通货紧缩问题?二是为什么不启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启动经济、扩大有效需求,而要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文章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入手,在定义社会购买力两个要素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对货币的“中性”或“非中性”的影响,并由此而推断货币的“中性”或“非中性”与经济的非均衡类型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证明随着我国由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向需求约束型过剩经济过渡,货币对实质经济的影响处于由“非中性”向“中性”转变的过程之中,货币政策对扩大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本文简要阐述了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下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指出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是防止现实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途径,并详细论述了近期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具体措施和远期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以后,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这要求人民银行进一步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基层人行执行货币政策能否有所作为、如何作为,是关系基层人行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健全,关系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对近年来基层人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并提出新形势下基层人行提高执行货币政策水平的对策建议。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在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并驾齐驱,应对频繁变动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两者的协调配合受到政府的重视,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一些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约束、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的偏差,两大政策在配合导向上缺少前瞻性、在操作上存在滞后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配合作用效果。(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中央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