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向后弯折的劳动供给曲线，论证移动互联网作为独立变量直接导致工作—家庭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深入分析移动互联网与工作—家庭关系结构的耦合性基础上，提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工作—家庭关系衍进模型。该模型包括家庭域与工作域两个维度、四个象限、一个阈值点和一条工作—家庭心流体验线。基于此模型，笔者认为通过采取＂碎片化时间整合管理系统＂等措施，能促进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工作—家庭关系增益的实现。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文章基于北京、天津、云南、广西、黑龙江、江西、甘肃、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多个城市72家企业的527份有效问卷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增益两个增益方向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选定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选定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应用AMOS软件分别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家庭对工作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

笔者基于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融合的研究视角,以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中边界弹性的匹配为个体繁荣形成的起点,以工作—家庭增益为个体繁荣形成的纽带,以企业326名员工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中个体繁荣的形成机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中,不同边界弹性的匹配能够给员工带来不同的个体繁荣效应,工作弹性匹配正向影响家庭繁荣,家庭弹性匹配正向影响工作繁荣;不同工作—家庭增益的方向能够作用于边界弹性匹配与个体繁荣之间的关系,工作对家庭增益对于工作弹性匹配与家庭繁荣具有积极作用,家庭对工作增益对于家庭弹性匹配与工作繁荣具有积极作用。上述发现为中国企业如何在员工积极工作—家庭关系管理中实现个体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法和结构方程分析法,通过引入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索中国情境下女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模式。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工作角色资源可以直接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产生影响(如工作控制感),也会通过工作投入来影响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如工作支持),家庭角色作为家庭相关的角色资源直接影响家庭对工作的增益;而且工作投入越高,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都越高,验证了工作投入可以有效预测工作-家庭增益的产生。

本文结合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从口语传播视角，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提升中国农户家庭的沟通交流水平提供可行建议。本文以本土组织沟通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家庭沟通交流的现状与特征，主要探究了信息科技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给农户家庭沟通交流带来的具体影响。在今后移动互联网仍将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农户家庭的沟通交流水平，未来还应当继续深入推进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强化农民的信息技术能力培养与素质提升、重点增强农户家庭成员的沟通交流意识。

员工工作繁荣对个体绩效、创新行为、个体健康等都具有积极影响,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306份调查问卷数据,探索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工作繁荣的影响,以及工作—家庭增益的工作对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增益两个维度在其中起到的连续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工作—家庭增益的工作对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增益两个维度在家长式领导对下属工作繁荣影响中起到连续中介作用;(2)员工工作—家庭增益能够促进自我工作繁荣的形成;(3)家长式领导能够影响下属的工作—家庭增益水平。

员工建言因有助于组织集思广益应对变幻无常的外部环境而备受重视,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工作领域的角度分析员工建言的前因,忽视了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相互渗透及其对员工建言的影响。鉴于工作与家庭互相渗透的对称性特征,本文探讨了工作-家庭增益对称性（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的匹配）对员工建言的影响,以及平衡满意感（工作-家庭平衡满意感的简称）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检验研究设想,对245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发现:当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不对称时,相比于“高-低”的不对称情境,在“低-高”的不对称情境中员工建言较高,而相比于“高-低”和“低-高”的不对称情境,在接近“高-高”的不对称情境中员工平衡满意感较高;当工作→家庭增益和家庭→工作增益对称时,相比于“低-低”的对称情境,员工在“高-高”的对称情境中会表现出更多的建言和平衡满意感;此外,平衡满意感在工作-家庭增益对称性与员工建言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本研究从工作-家庭增益对称性视角拓展了员工建言研究,同时,为管理者如何激发员工建言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财富水平及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特定样本、处理极值样本以及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家庭创业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进而使居民家庭财富增长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一线城市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财富提升作用更强，且对于家庭财富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移动互联网使用深度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与配偶关系、与父亲关系、与母亲关系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会增强个体与配偶、与母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会降低个体与配偶的亲近关系，互联网购物会增强个体与配偶的亲近关系；互联网学习和互联网工作会增强个体与父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社交、娱乐和购物会降低个体与父亲的亲近关系；互联网学习和工作会增强个体与母亲的亲近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配偶之间应理性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技术缓解彼此间信息不对称，以促进夫妻关系和谐；子女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强与父母的联系，缩短彼此间心理距离，以促进代际关系和谐。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移动互联网可及性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进行风险资产投资的概率和程度，使用区县其他家庭的智能手机使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这一关系仍显著成立。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东部地区、高资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风险投资概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这些家庭风险投资程度的影响大小则基本相反。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通过增加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正规金融服务机制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但不支持经由增进金融知识进而促进风险资产投资的渠道。

本文以工作—家庭双向增益路径模型为理论基础，以７２家企业５２７份有效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工作投入在工作—家庭文化与员工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结构方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仅工作投入的专注维度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工作→家庭增益方向上，专注在管理支持与员工工作对家庭发展之间以及在管理支持与员工工作对家庭资本之间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时间需求与员工工作对家庭发展之间以及时间需求与员工工作对家庭资本之间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职业顾虑与员工工作对家庭发展之间以及职业顾虑与员工工作对家庭资本之间也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在家庭→工作增益方向上，专注在管理支持．．．

随着员工需求层次的不断变化,工作、家庭两方面的满足感成为了日益强烈的诉求,进而影响其工作绩效,文章从工作—家庭的双向增益、个体和组织两种层次,工作—家庭关系通过家庭满意度和员工敬业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

工作和家庭是生活中的两个最重要方面,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处在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使得工作环境和家庭结构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因而,工作—家庭增益问题就成了转型时期人力资源研究者和管理者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工作—家庭增益概念、理论基础、发生机理和前因后果变量等方面对有关工作—家庭增益的现有文献进行述评,然后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