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财富水平及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特定样本、处理极值样本以及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家庭创业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进而使居民家庭财富增长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一线城市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财富提升作用更强，且对于家庭财富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移动互联网使用深度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采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方法提取金融知识指标,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文章利用分位数回归法(QR)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对低财富组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大,即财富越多的家庭,金融知识的创富效应越小。同样,金融知识对社区财富的创富效应也呈递减趋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开展金融知识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可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采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方法提取金融知识指标,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文章利用分位数回归法(QR)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对低财富组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大,即财富越多的家庭,金融知识的创富效应越小。同样,金融知识对社区财富的创富效应也呈递减趋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开展金融知识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可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我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本文从“降低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视角就如何推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了财富差距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两者间的潜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区县层面财富差距对该地区消费总支出与消费升级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受教育程度高、总收入高以及女性占比多的地区中，财富差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富差距扩大主要通过扩大收入差距与降低居民幸福感这两条渠道来抑制消费。本文研究结论对打通阻碍居民消费的各项节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我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本文从“降低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视角就如何推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了财富差距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两者间的潜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区县层面财富差距对该地区消费总支出与消费升级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受教育程度高、总收入高以及女性占比多的地区中，财富差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富差距扩大主要通过扩大收入差距与降低居民幸福感这两条渠道来抑制消费。本文研究结论对打通阻碍居民消费的各项节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截面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财富水平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门限效应,得出三点结论:一是财富水平对不同地区家庭进行不同类型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门限效应,东部地区财富水平门限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财富水平对东部地区的边际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二是财富水平上升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边际影响呈上升趋势,对无风险资产配置的边际影响呈下降趋势,且对风险资产配置的边际影响普遍大于无风险资产;三是高财富水平、受教育水平及风险偏好较高的中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风险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家庭财富积累速度和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风险资产投资上升速度会更快,这有利于促进家庭资产结构多元化,提高资产综合收益率,但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家庭的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对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正>目前，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向好发展态势下，随着收入分配制度优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的逐步推进，我国城镇家庭的财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是，城镇家庭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不同要素的边际收入不均等，区域经济之间发展不同步，进而导致家庭财富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双重背景下，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投资偏好、区域发展与家庭财富差距》一书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以城镇家庭财富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城镇家庭财富的水平测算、影响因素及财富差距产生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城镇家庭财富水平和缩小财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风险态度决定了家庭风险项目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居民财富提升的程度,是影响居民财富分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OLG模型提出假设,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了风险态度与家庭财富提升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关系严重依赖于家庭的初始财富水平,对于初始财富较高的家庭来说,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意味着后期财富的进一步提升,且这一效果主要通过风险投资的持有及参与创业来实现;而对于初始财富越低的家庭来说,风险偏好发挥作用的空间则越小。换用被解释变量形式、对照组或分样本数量等形式都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家庭财富转移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本文采用贝克尔(GaryS.Becker)式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家庭利他模型,探讨了家庭财富转移的效用。结果表明,在家庭中,愿意将自身财富转移给他人的利他行为比只考虑自身财富增加而不考虑对他人转移的利己行为更能增加自身效用。

为了探究中国城乡家庭财富差距的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文章利用基于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对城乡财富差距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家庭净财富是农村的2.28倍，城乡财富差距显著，随着财富分位数的提高，禀赋效应对城乡财富差距的解释作用减弱，系数效应的解释作用增强。Gini-RIF分解结果表明，农村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高于城镇。家庭年收入、地区差异等具有缩小城乡财富不平等的作用；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具有扩大城乡财富不平等的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逐渐形成数字鸿沟,并导致了新的贫富差距。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LS、2SLS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并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结构性特点,最后实证检验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投资和创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二级数字鸿沟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随着网络接入水平和使用技能的提高,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家庭财富差距会逐渐缩小。研究结论对减小家庭财富差距、改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对导致我国居民家庭财富差距的金融原因特别是家庭资产结构、负债率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和资产负债率越高，家庭财富增长越慢。其原因主要是住房在我国家庭总资产中占主体，居民投资风险偏好、负债能力和负债成本差异等。最后，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促进居民投资组合多元化、缓解低财富阶层融资难和融资贵，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建议。

本文以中国城镇住房改革为例,从资产转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积累及分配差距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房屋政策鼓励工作单位将住房出售给现有居民,即住房商品化。通过1988、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相对于私营部门居民家庭,干部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家庭更容易以折扣价从工作单位获得住房。随着近期住房市场的繁荣,原有的以及住房商品化过程中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已经转化成国有和私营部门家庭财富的更大差距,而且干部的住房增值优势和国有部门家庭的财富优势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加速增加的趋势。

针对居民家庭财富水平和风险偏好的关系,提出U型财富-风险偏好效应的研究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时,在一定财富水平下,居民家庭尚处于财富原始积累和快速增长的阶段,更倾向于财富的增值,表现为递减相对风险厌恶;超过一定财富水平后,居民家庭处于保障财富安全和代际传承阶段,更倾向于财富的保值,表现为递增相对风险厌恶。随后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家庭确实存在U型财富-风险偏好效应,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