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级指数构建法和熵权法测算2013～2019年的科技金融环境指数，基于上市中小企业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科技金融环境、融资约束和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环境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在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科技金融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传导机理具有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企业性质异质性。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以2013—2017年科技型中小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立足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性,将高管团队社会网络、融资约束和创新投入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从理论上探究非正式制度表现形式之一的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作用机制,揭开了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黑箱"。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投入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部分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中介路径实现的。

数字金融作为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国家政策支持发展起来的新兴金融业态，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财务信息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且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在我国强调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之路背景下，应因地制宜积极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不断激励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科技与传统金融深度结合的产物,能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释放中小企业经营活力从而激励其技术创新?文章利用2011—2017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且该作用在长期依旧存在;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具有"结构性"特征,且随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呈先增后减趋势;从作用机制看,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经营收入三个方面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中小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滞后地区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

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环保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所产生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的异质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得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短期中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的抑制效应明显,而长期中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则显示出一定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环保投入对企业R&D投资产生长短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中介因素。另外,本文还考虑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与不同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中,环保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选取2006—2016年中小企业板数据,结合经济换挡背景,考察政府干预异质性作用下,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小银行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该支持效应主要集中于国有及弱政府干预地区民营中小企业。源于政府干预的异质性特征,相比经济换挡前,换挡期中小银行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更为显著,且上述效应主要集中于民营及弱政府干预地区国有中小企业。

文章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出发,选取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生产效率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生产效率与企业自主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消极影响。在考虑企业规模、年龄以及所有权等其他异质性之后,以上结论总体上仍然成立,但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文章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出发,选取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生产效率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生产效率与企业自主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消极影响。在考虑企业规模、年龄以及所有权等其他异质性之后,以上结论总体上仍然成立,但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市场失灵使得政府补助近年来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但对其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4543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制,并从企业生命周期、所有制类型和经营状况等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行为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的作用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性;成长期、国有化程度低、经营绩效欠佳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显著的融资压力,政府补助的作用效果也最为明显;政府补助产生了一定的信号作用,有利于消除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因此,应加大政府补助、因企施策和进一步发挥信号机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我国中小企业当前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中小企业应增强自身的资本形成能力,扩大内源融资;与银行、政府、大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发展外源融资;拓展集群融资、集合发债等作为融资的创新基点,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

基于中小企业融制度的系统协调性,公平性、有效性和连续稳定性分析,本文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政策激励效果,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风险防范关系,准确定位政府职责,增强法律制度的系统协调性、连续稳定性、公平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等角度提出了金融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思路。

本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的融资约束现状及治理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面临着资本可获得性和资本成本双重融资约束,这两类融资约束共同阻碍其投资和发展。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可获得性融资约束;而政治关联能够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本成本,缓解其资本成本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企业控制人代表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而构建的弱政治关联,通过政府参与或国有控股建立的强政治关联对资本成本融资约束的治理作用更有效。这些结论为针对性地改善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现实启示。

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即中小企业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相较于国有中小企业,普惠金融创新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立足普惠金融创新这一全新视角,为更好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文章选取2009—202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尽管存在“寻补贴”与逆向选择现象，但并非中小企业主流行为；总体而言，融资约束显著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的创新环境较好的企业，其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