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在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精神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物质层次的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不可忽略。文章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居民幸福感三变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细化社会网络特征和非正规金融特征,尝试探究异质性社会网络和非正规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文章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横向社会网络中亲缘、地缘与业缘均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且业缘影响力>亲缘影响力>地缘影响力;纵向社会网络中个人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家庭与社区关系的影响,而家庭与政府的关系的影响却并不明显。(2)非正规金融影响结果表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家庭倾向于通过民间借贷以平滑消费使幸福感上升;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诉诸民间借贷以开展个体经营,从而改善家庭收入以提升幸福感的边际系数。(3)横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亲缘便利化互助性民间借贷、业缘推进投资性借贷改善居民幸福感;纵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家庭与社区的密切联系有利于提升民间借贷容易度,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我们在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应适度强化各类社会网络关系,且对地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非正规金融在社会网络消费效应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促进农户非正规金融的获得性,也即缓解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一步地,在不同消费条件分布上,社会网络对不同收入农户消费存在明显的"组群效应",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和成熟,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支撑作用将被不断削弱。研究结论将为新常态背景下,从社会网络视角建立健全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提供重要启示。

随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消费不断从生存发展型向享受型过渡。本文根据效用函数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2012、2014和2016三年的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享受型消费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研究发现,家庭享受型消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性别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收入更不平等的省份中,高收入人群从享受型消费中获得的幸福感更大。这些结论可以为政府提高居民消费尤其是进行消费升级提供可靠的政策依据。

[目的]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采用政策评估中的断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深入探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外溢效应。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在减缓农村贫困的同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U型”作用，且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正;(2)精准扶贫政策虽然针对贫困人口，但“造血式”扶贫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对非贫困人口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外溢性，一方面抵消转移支付“输血式”扶贫的局部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强化了扶贫政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从而使精准扶贫政策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3)进一步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改变居民的健康状况、医疗支出、非农就业、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就业人数等因素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增加贫困居民对未来的信心而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此外，本研究丰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居民福利影响的定量评估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效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距随收入提高而缩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将有利于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升。

信息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但简单地获取信息并不能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只有通过信息吸纳,充分消化、吸收信息中的有益成份,才能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理财目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和IV-Tobit模型分析信息吸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吸纳既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又会增加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有助于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城镇家庭相比,信息吸纳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力较弱。为进一步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激活民间资本,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无法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外部社会网络以及人力资本、技术等形成了农户的“隐性担保”,使得农户更容易获得非正规信贷。此外,外出务工经历不能对农户正规信贷额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可以显著提升农户获得的非正规信贷额。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家庭金融文化通过影响家庭决策者的自信偏差和金融知识水平、进而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传导机制,然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家庭金融文化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金融文化资本累积速度的影响大于金融文化资本禀赋的影响;从传导机制上看,家庭金融文化禀赋对决策者的自信偏差有非线性影响,金融文化禀赋越高,其对过度自信的正向影响越明显,从而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家庭金融文化资本增速通过提升决策者的金融知识尤其是高级金融知识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引导居民家庭适度参与金融市场、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一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居民投资者理性投资,既不盲目追求高收益,也不自我隔绝于金融市场之外;二是要加强金融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提升居民的金融文化素养,提高对金融信息的利用效率;三是要拓宽居民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渠道,降低金融知识获取成本,促进家庭金融文化资本积累。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别进行OB分解和FFL分解，从禀赋效应和回报效应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网络对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年和2016年家庭净财产差异主要是由回报差异造成，且回报差异在总体上是显著的；2016年社会网络对各分位点上的家庭财产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水平呈U型变化。另外，采用夏普利值分解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率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度不断扩大，由2010年的0.66%上升到2016年的1.18%。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测量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从社会安全网视角分析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路径。研究表明:城乡地区有近三成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未能达到基本生活需要标准,部分社会政策项目设计存在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不充分和地区不平衡问题,政府、亲属分别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最主要的正式和非正式保障途径。基于此,重视基本生活需要标准测量并纳入民生决策范围,提高相关社会政策项目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加强社会安全网中社会互助等非正式保障途径的作用,是实现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保障的有效举措。

依据2013-2017年CHFS三期面板数据，利用面板Probit、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考量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缴存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住房产权与住房贷款、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单位属性的差异，对有房有贷和无房群体、中等收入以及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提高居民自有产权住房拥有率和未来购房可能性影响幸福感。鉴于此，应扩大公积金覆盖范围，降低制度对于首套住房的贷款利率，切实保障住有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