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FPS2016)分析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创业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对东部农民工呈现消解效果,对中西部农民工则有提振效应;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各年龄段的农民工进行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40岁以下农民工进行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具有显著激励作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创业的激励主要作用于自家农业生产,而对高技能组农民工则主要作用于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农民创业者为其注入新发展动能。引导退伍军人向农村创业带头人转变，既是解决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从军印记”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从军印记”产生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影响会随参军时长的增加而增强，随退伍时长的增加而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作用效果更强。

近年来,以电子商务发展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加快推进,并呈现出由城市加速向农村渗透的局面,但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农民工群体影响的文献较少,更忽视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潜在作用。论文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并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五期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比例提高了2个百分点,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拓宽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缓解农民工的社交网络约束和资金约束,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返乡创业促进作用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为明显,体现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包容性特征。论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以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地区层面数据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抑制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产生的影响因城乡差异而不同,对于城镇家庭来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决策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降低了家庭创业的概率。该研究结论为中国鼓励大众创业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创业帮扶政策,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一直以来被视为促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高速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经济和民生发展等方面影响深远。本文基于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速公路的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对土地和收入禀赋较差家庭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显著。这主要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当地村庄工资水平的上升,进而显著提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对居民消费支出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服务性消费比重显著上升,说明居民消费结构有所优化。此外,我们还发现,高速公路会使得家庭储蓄上升,这可能是家庭房贷支出上升的结果。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农民工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城乡融合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突发性冲击会对其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基于“突发性冲击-农民工流动-农业再就业”的逻辑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论证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就业地点以及农业就业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劳动力供需变化与市场配置效率下降加大了农民工工资下行压力,带来了不利的收入效应；加之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大,县域内就业增加,农民工流动性下降；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农民工利用农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进行农业再就业,获得暂时的就业保障以抵御公共卫生风险。此外,城市的失业效应与劳动者的替代效应是突发性冲击影响农民工就业选择的潜在机制。据此,文章认为将更多农民工纳入就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以及通过技能培训等加强对弱势农民工群体的救助和支持是保障农民工生计、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本文基于CFPS2014微观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使用内生转换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未使用互联网的居民相比,使用互联网居民的年收入提高3911. 63元;互联网使用扩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其贡献率为12. 6%;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尤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明显。通过对其收入影响机理的验证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农产品市场价值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居民就业水平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创业机会增加经营性收入。互联网使用打破了年龄对收入增长的局限,但是也加大了性别、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解决由于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的同时,也要警惕互联网使用导致的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本文首先运用两部门生产模型和RCK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在减损，但人力效率在提高；同时，两种效率都有利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其作用机制为：农机补贴更多地促进了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该地区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提高，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减损更少，人力效率提高更多。同时，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耕地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分组测算和分析了农机补贴的效率特征，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应该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倾斜，在资源效率减损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势下尤为必要。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别进行OB分解和FFL分解，从禀赋效应和回报效应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网络对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年和2016年家庭净财产差异主要是由回报差异造成，且回报差异在总体上是显著的；2016年社会网络对各分位点上的家庭财产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水平呈U型变化。另外，采用夏普利值分解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率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度不断扩大，由2010年的0.66%上升到2016年的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