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本文认为家庭农场严格界定标准应该包括:家庭农场必须由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或知识的农村家庭经营;需坚持一业为主,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坚决不允许长期雇工;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应因地因物制宜制定动态标准,机会成本标准是一种可参考的基准规模核算办法。

对国内对中国家庭农场界定,以农业部的标准最为权威,但这种界定以户籍、规模经营、收入、劳力为主要,这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中国农业处于转型期,中国家庭农场界定必然是一个动态标准,因而家庭农场收入最大化、禀赋匹配最优化、收入均衡化与农场主素质化是度量中国式家庭农场的标准。因此,中国式家庭农场是指那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农学素养的农场主,对家庭禀赋与经营的农地坚持适度规模与收入最大化的农业经营组织。

[目的]文章通过对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实证分析,旨在厘清技术、规模对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各类型家庭农场短板,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方法]以山东234个家庭农场数据为例,运用DEA模型对家庭农场全样本及纯种植、种养结合、种植兼休闲、种养兼休闲4类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首先,家庭农场综合技术效率仅为0. 170,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 235和0. 786,规模效率相对充分纯技术效率不足是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其次,种养结合类农场发展势头较好,纯种植类家庭农场发展滞后且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低,种养兼休闲类农场的规模效率最低。[结论] 4类农场差异明显,应降低生产技术使用门槛,引导农场主参加职业教育,提升纯种植类农场纯技术效率,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实现土地流转的降费提效,改善种养兼休闲类农场规模效率。

本文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分析示范家庭农场与非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及其差异,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水平如何?什么样的家庭农场更可能成为示范典型?成为示范典型提高家庭农场技术效率了吗?本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场主文化程度较高、参加过技术培训、耕地规模较大、对耕地进行平整、有完整日常收支记录、与龙头企业建立联系以及对农药进行减量施用的家庭农场,成为示范典型的可能性较高;尽管与其他家庭农场相比,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略高一些,但总体而言,成为示范典型并未给家庭农场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示范家庭农场创建评审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制度,使示范家庭农场能够真正发挥典范引领作用。

推行农业标准化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基本前提，也是规范农户生产行为的有效手段。在阐述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行为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计量经济实证方法，检验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标准化生产遵从行为和标准化生产程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有效。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提供的主要服务项目对家庭农场实施标准化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参加合作社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农场主，对种植非粮食作物、拥有更多耕地、使用互联网、遇到过技术难题和非示范类家庭农场的影响显著且影响效应更大。基于此，各级政府应鼓励家庭农场加入或牵头成立合作社，并促进家庭农场提高标准化生产意愿和能力。

基于山东省42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对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与订单农业的家庭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参与订单农业的农场，且与订单方联系紧密的农场采纳绿色生产的比例高于与订单方联系不紧密的农场。2)订单农业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农场绿色生产，特别是能够促进家庭农场测土配方施肥和农药废弃物回收。3)农场经营年限、质检追溯、“三品一标”、参与培训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其绿色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为此，应加快家庭农场采用“农超对接”、“农企对接”等订单农业模式，同时鼓励家庭农场与订单方建立紧密的联系，加大农场绿色生产培训，促进农场绿色生产意识到意愿、意愿到行为的转变。

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生态化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对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是在深刻把握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导向性、可操作性、系统性、规范性原则,从经济性、战略性、社会性和生态性等四个维度构建其易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为我国家庭农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各级政府制定激励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参考。

本文结合美、法、俄等国对家庭农场的认定,对农业部现行家庭农场认定办法进行探讨。提出限定经营主的职业属性,不应从数量,而应从劳动时间、经营范围和经营性质等根本性因素上判断劳动力雇佣情况;将农业收入来源的考察时间改为平均年;增加家庭农场与传统农户的区分标准;不应规定土地流转期限,应改变依赖政府的陈旧思维,尊重市场配置能力。

本文结合美、法、俄等国对家庭农场的认定,对农业部现行家庭农场认定办法进行探讨。提出限定经营主的职业属性,不应从数量,而应从劳动时间、经营范围和经营性质等根本性因素上判断劳动力雇佣情况;将农业收入来源的考察时间改为平均年;增加家庭农场与传统农户的区分标准;不应规定土地流转期限,应改变依赖政府的陈旧思维,尊重市场配置能力。

家庭农场既保持家庭经营的特点和优势，又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是现阶段国家着重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是我国家庭农场在资格认定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在确定家庭农场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我国家庭农场在资格认定方面的不足，从经营者身份、经营者年龄、家庭成员范围、经营规模、劳动力结构、收入构成和其他标准方面进行分析，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资格认定的标准和程序，以期有益于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建设。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林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承包集体荒山、承包国有林地发展以及流转集体林地三个阶段，对新时期家庭林场的定义和标准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林权流转、商品林采伐、金融扶持、林地使用权以及职业林农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建议。

家庭农场良好的规模经营效益，对于应对＂谁来种田＂以及国家粮食安全应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湖北省荆门市６６家种植类示范家庭农场为例，在结合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制约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及其效益的因素，认为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效益的主要因素有：资源禀赋、土地流转、雇工状况、农场主的管理水平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等，并从做大做强家庭农场的角度，提出了系列对策建议。

美国认定家庭农场，强调主要经营者及与主要经营者有血缘、婚姻关系的人员拥有农场的主要所有权并要求农场收入达到一定标准，却不要求家庭成员提供主要劳动力。美国家庭农场主综合考量决策机制、责任是否有限、税负轻重、财产转让难易以及能否吸引非家庭成员投资等因素，在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中选择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而且美国对家庭农场是否公司化一直存在论争，甚至存在反农场公司化立法。借鉴美国经验，可为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重构与发展机制的完善，乃至于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用地的规制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２０１４年全国３１省（区、市）１４３６家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和解释农场主特征与其经营的家庭农场特征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场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农场经营规模越大，土地流转越规范，租金承受力越高，生产资料水平越高，机械化以及用自己机器实现机械化水平越高，科学施肥用药水平越高，未来调整规模意愿越高。相比年龄大的农场主，年轻农场主所经营的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转入土地占比、书面合同占比和土地租金偏高，拥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其产值）较多，也更喜欢通过自己的机器实现机械化，贷款或举债进行家庭农场经营的比例偏高，且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渠道。农场主年龄越小，未来调整经营规模的可能性越大。随着农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