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用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组织资本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滞后影响且二者为倒U形关系，当研发投入强度小于13.57%时，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当研发投入强度大于13.57%时，则会抑制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组织资本在研发投入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倒U形曲线关系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拐点左移，使曲线形态更加平缓，说明高组织资本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成果转化率和产出率，减缓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波动性；另一方面高组织资本会使倒U形曲线整体水平上升，优化研发投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

基于结构性去杠杆的视角，本文将2004—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相匹配，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其背后可能的调节因素。本文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合理阈值；上市企业的所在区域、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会明显影响杠杆率合理阈值的分布；进一步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与投资规模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之间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上述结论在替换关键变量、削弱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为合理安排不同区域、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杠杆率调控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研发强度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强度对当期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研发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一期滞后,并且存在双门限效应。同时,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市场营销强度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基于我国29个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R&D资金投入与R&D人员投入对企业利润的作用特征及两者的协调效应。研究结果表明,R&D资金投入与R&D人员投入具有协调作用机制,只有研发资金与人员协同的企业才能实现超额利润。R&D资金投入存在最佳规模,中等规模下资金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弹性系数最大。R&D人员投入水平较高时,R&D资金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弹性系数较大。由于我国R&D人员投入水平整体偏低,且高素质研发人员较为匮乏,人员投入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不显著。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首先对我国外资工业企业出口行为与研发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高出口密集度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非出口外资企业,低出口密集度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则高于非出口企业,出口密集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将企业研发投入的内生异质性引入Melitz and Ottaviano(2008)模型,本文为这种非线性关系提供了简单的理论解释。该模型同时考虑了外资企业出口的广度差异和深度差异,并预测外资企业出口密集度与其研发投入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基于理论与经验分析的结论,本文得到了丰富的创新利用外资政策启...

通过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量区域金融效率,以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运用Hansen的门槛规模模型检验了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强;金融发展水平中等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依然存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不再具有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深化金融发展规模与改善金融效率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7—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以人类发展指数（HDI）(1)框架下编制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作为门限变量，探讨学前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趋势看，学前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GDP比重在0.34%～0.42%之间时，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2）从控制变量看，金融发展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3）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存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单门限效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学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本文基于我国1999—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构建Hansen门限模型,探讨腐败与大众创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腐败程度提高对创业活动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存在金融发展的双重门限效应。在低水平金融发展区制中,腐败对创业的负效应十分显著,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负效应显著减小甚至不明显。在不同的创业形式中,公司制比个体户需要更高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才能弱化腐败对创业的负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更高。根据金融发展有利于弱化腐败对创业负向效应的结论,为推动大众创业,政府坚持做好反腐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协同共进。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趋势加剧，VUCA特征日益加重，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组织冗余对中国企业推进技术创新与存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中国2013～2020年35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呈现U型关系；高度垄断市场与过度竞争市场中，虽然创新绩效与组织冗余之间仍然保持U型关系，但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的突变点右移，阈值提高，所需的冗余资源量大幅度增加，影响企业创新动机并挫伤创新动力。只有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相互补位，弥补市场失灵，方能真正突破创新约束，实现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支撑作用。

文章以中国沪深A股2008—201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市场化进程、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资源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时,财务绩效会随着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但超过了该范围,财务绩效会随着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相比,在同一社会责任投入水平下,企业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能获得更高的财务绩效。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具体而言,当企业的社会责任处于较低投入水平时,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低于非国有企业,但随着社会责任投入的增加,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将逐渐超越非国有企业。

本文从互联网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商务应用与发展环境4个维度构建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估算区域的互联网水平;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互联网与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有边际效应递增的促进作用,以知识积累、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时,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明显的单门限效应;中国各区域的知识积累、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因此,应加强中、西部的联动效应,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加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广受关注,但大多数是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发展,而从普惠金融角度来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6~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Kremer,Bick and Nautz(2013)改进后的工具变量面板门限模型来估计两者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能较好的解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不同形式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普惠性的金融发展更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标志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文章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探究现金持有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现金持有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研发投入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究现金持有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现金持有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投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现金持有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随着研发投入的提升，现金持有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