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为我国城市加快绿色创新提供了战略导向,后发城市如何抓住机遇、推动能源技术升级、实现绿色创新追赶,对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采用专利前向引用网络中城市度数占比变化刻画城市绿色创新追赶速度,并基于我国277个地级市2003—2017年面板数据,引入知识要素网络与城市合作网络视角,分析城市在两类网络中的节点属性与位置特征是否会影响其在能源效率领域的创新追赶速度。研究发现: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要素多样性、度数中心性、介数中心性以及在合作网络中的内部度数中心性都对城市绿色创新追赶有着促进作用,而合作网络外部度数中心性则并未对创新追赶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知识要素多样性与网络中心性在促进绿色创新追赶上具有协同互补效应,要素多样性对追赶速度的影响会随着网络中心性提升而不断增大,该影响效应对知识网络中心性与合作网络中心性同样存在。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使用1985—2017年我国绿色技术专利数据,基于创新组织微观视角,运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中心度、结构洞与聚集性3类合作网络特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以及知识广度、知识深度与知识融合性3类知识基础特征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中心度与结构洞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聚集性对其具有负向影响;(2)知识广度削弱了中心度与结构洞的正向影响,同时削弱了聚集性的负向影响;知识深度强化了中心度与结构洞的正向影响,削弱了聚集性的负向影响;知识融合性在合作网络特征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的影响中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最后,基于合作网络特征与知识基础特征优化视角,为我国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创新组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EC）指数的增长。通过上述研究确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和真实原因，为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有效路径。

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技术创新效率研究框架，采用综合径向与非径向ＤＥＡ新技术的网络ＥＢＭ模型测算了中国３０个省份国有工业企业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各省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整体效率均值仅为０．４８７，提升空间比较大；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效率差距比较明显，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式递减的趋势；全国约４６．７％的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模式属于＂低科技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且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最后，针对各省国有工业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文章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作为决策单元,构建熵权法结合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14年湖北省城市绿色创新平均效率为0.307,仍有近70%提升空间;城市间差异显著,武汉、宜昌、襄阳优势明显。(2)科技人员和科技支出作为创新资源投入对于湖北省绿色创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人员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而环境污染指数对于绿色创新存在着明显的抑制作用。(3)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波特假说"中合理的环境规制的重要性也得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本文将大学视为政府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方,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政府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5种情形下的ESS演化趋势的数值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委托大学的研发投入达到某个临界值方可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然而三者难以自发实现均衡状态,需一定的约束条件方可实现良性互动。

本文将大学视为政府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方,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政府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5种情形下的ESS演化趋势的数值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委托大学的研发投入达到某个临界值方可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然而三者难以自发实现均衡状态,需一定的约束条件方可实现良性互动。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07—2019年全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了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动态关系，表现为低创新水平时的抑制作用和高创新水平时的促进作用。在空间效应方面，区域内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会产生“虹吸效应”，当城市间创新水平普遍提升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对能源效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种机制影响能源效率；适度的命令控制型环境监管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监管强度过高时反而会有阻碍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监管方式越完善，所产生的监管效能越大。由此，本文从加强城际环境政策协调、增强绿色技术核心城市的创新策源能力、选择适当的环境监管手段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城市绿色协同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依据。

绿色创新效率是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国企业2011～2022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并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三重分解，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环境关注和劳动投入是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者；(2)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结构看，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改进(TEC)和技术进步(TC),而规模效率(SC)的持续恶化却弱化了两者的作用；(3)异质性实证检验表明，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弱，分行业检验结果则表明重污染行业效率高于非重污染行业，高科技行业高于非高科技行业。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下，通过绿色创新提升技术优势与经济优势成为能源产业的新增长点。本文立足于新能源行业，先运用DEA模型计算2018～2020年间134家新能源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再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能源企业的融资效率整体不理想，但这一现象在逐年改善；融资效率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估，运用耦合引力模型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结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整体绿色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强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上海、苏州等城市长期处于网络核心，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深，出现了武汉、长沙、重庆等次级网络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可分为四大板块，各板块间差异明显；城市开放程度、环境规制等差异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地理距离等差异因素则呈显著负向影响。

文章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我国2003—2019年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增速较慢，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2）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对于全样本和东部地区城市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效应，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则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效应，对于中部地区城市影响较弱；（3）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在地区内各城市以本地效应为主，地区之间则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4）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的差异是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生态效率呈现非线性影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