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解经济增长原因的专业化和收益递增现象,与知识的发现、利用和扩散有着密切联系。体现动态效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本质上取决于知识的重新利用。经济增长的实际路径不可能离开企业家发现过程,正是受到利润机会激励的企业家不断发现、利用和扩散知识的争胜竞争过程,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为了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劝是不太敏感的。这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社会资本是指包括信任、共同的规范或习俗、组织三方面内容在内的生产性资源 ,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资本理论为解释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路。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出现的新特征,采用弹性不再固定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收集我国2003-2016年统计数据,剖析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首先,建立包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三种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其次,构建包括教育、健康、科技、人口迁移四个维度的人力资本测度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验证;然后,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揭示不同要素单独或相互作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主要包括两大组成部分: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学研型人力资本"和以数量为

本文分析了收益递减规律及其局限性,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收益递增是必然的,并分析了收益递增的来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文章对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斯密理论是通过拓展新的分工实现内生和自我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分工形式的划分推进了对于报酬递增机制的认识;杨格开创了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思路。内生增长理论以技术进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将分工和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紧密联系起来,以分工为重要分析框架论证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吸收和发展了分工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相关模型分别依循由古典经济学开创的两种分工观进行分

本文假定美国确实有一个“新经济”,将讨论其事实根据,考察围绕“新经济”的争论和证据。探讨“新经济”的出现──如果它确实存在──可能对世界上其它地区包括亚太地区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该文首先分析了竞争优势理论的演变过程,认为创新是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竞争优势是一个递进演化的过程,具有多种优势的叠加效应。最后结合价值链发展的逻辑框架,论述了竞争优势的递增机制。

适度规模经营,规范化生产,吸纳现代要素能力强,资本技术集约度和组织化程度高的现代粮农从源头保证了粮食安全。但现代粮农的成长模式应该怎样选择,本文认为:政府植入式的外生成长不利于现代粮农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现代粮农的内生成长与自主发展模式才能保证其长期、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从内生增长的理论视角深刻剖析了现代粮农自主发展的涵义以及自主发展能力内生增长的涵义,并提出了现代粮农自主发展和内生成长的具体措施。

本文建立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用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欧”。模型结果显示,在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率越高,技术进步速率越快。不过,到工业革命前夕,技术进步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速率呈负相关关系,却与人口存量呈正相关关系。这一改变是李约瑟之谜的症结所在。

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应当以其四十余年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为分析框架。1978—201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51%，中国经济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率为1.00%，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TFP年均增长率为2.49%，也就是说GDP增长部分的26.18%为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TFP所贡献的。改革TFP从结构上分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TFP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所带来的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TFP；1998年以前，改革TFP来自前者，1998—2018，GDP年均增长率为9%，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1.00%，要素市场化改革TFP年均增长0.79%，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TFP年均增长1.37%，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TFP年均增长率占这一阶段总改革TFP年均增长率的63.43%。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增长来源是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从征用到有偿和竞价出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其中，收入法上，土地出让金部分没有计入政府分配项下；支出法上，却发生了购地投资；生产法上，从数据观察，可能还是按照居民和企业自己居住和使用的住宅、楼宇和厂房给自己交纳地租和物业费的核算规则，计入了房地产业增加值，还有一部分以居民住宅按揭和房地产商开发贷款利息渠道计入了金融业的增加值。这里发生了一个核算上的谬误，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占GDP比重，前者太低而后者太高，与财政部和统计调查数据相差太远。1992—2020年，出让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为6.98%，出让价格年均上涨32.99%，地方财政累积收取土地出让金为589 139亿元。但房地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从1997年的1.58%上升到2020年的7.34%。其变动的大部分来自土地资产化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巨额的被二元体制扭曲禁锢的生产要素，也存在着巨额的城乡不能够交易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土地和住宅。二元体制停止转轨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到2035年前年均可能在2.50%左右。如果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继续提高体制性剩余要素的利用效率，并且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放开土地和住宅使用财产权交易，释放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到2035年年均可获得3个百分点左右新的增长潜能。

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普遍存在利率管制,但同时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这是传统金融自由化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本文建立的模型证明了,只要利率稍微为正,利率管制就可以通过创造租金,激励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增设分支机构,起到动员储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对中国改革二十余年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