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构建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上升较慢，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贡献率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差异下降较快，逐渐逼近东部地区；东-西、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但均有所降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随邻域水平的增加，低水平向高一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上升，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下降。

金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文章依托于五大发展理念，从金融创新、金融协调、金融绿色、金融开放以及金融共享五个维度测度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1）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总体仍处于较低阶段，各子维度发展态势存在差异，其中金融创新和金融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处于高水平阶段，而金融绿色、金融开放和金融共享虽有所改善，但总体水平偏低，成为制约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2）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31个省份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类型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并且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3）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贫困俱乐部成员”数量在逐渐降低，并不断向较高水平的方向演进。（4）中国省际金融高质量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且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稳定性最大，邻居类型层级越高越有利于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稳定。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从经济、社会、生态及文化4个维度共选取16个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了2010—2019年武汉城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GIS工具制图绘制武汉城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过程，研究结论如下：从时间上来看，2010—2019年武汉城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从空间上来看，武汉城市圈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模式，城市圈“单核心”发展态势明显，圈内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近年呈现缩小趋势。分维度看，武汉城市圈生态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文化发展水平最低；分区域来看，武汉市在圈内具有绝对领先优势，其余各市分维度具有相对优劣势。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学测度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演化趋势，对持续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后通过标准差椭圆技术分析其空间区位分布特征，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揭示全国及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差异及演进规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表现出“东高、东北次之、中平、西低”的梯度分布特征；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布重心向西和向南移动，空间集聚性表现为先扩散后集聚；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趋势，其余区域均稳步上升且无极化现象。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基础，构建新动能视角下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尝试对我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价。从综合评价来看，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处于稳定调整时期。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但区域内发展不均衡，部分省份发展迟缓；中部地区次之，且区域内呈现梯度效应；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从新动能水平来看，各省份普惠金融新动能发展不均衡，存在一定的“短板效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差距呈缩小趋势，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区域间差异。从收敛性检验来看，全国整体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但区域内部收敛性较差，且各省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发展惯性及“俱乐部趋同”效应。

文章聚焦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其宏观特征分析概括为增长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升级、效率效益提升、发展环境优化五个方面,构建了由30个评价指标组成的衡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监测评价现实需要,构造水平评价与进程监测模型,分别设计评价不同区域经济在同一时间节点发展水平和监测同一区域经济依时间序列发展进程的具体算法,并对江西省部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监测。为加快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提供了方法参考与借鉴。

文章构建了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07—2019年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测算，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地区差距；东部和西部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东北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小，地区间的差异平均贡献率为54.74%；全国及四大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东部和西部地区绝对差异增加，中部和东北地区绝对差异缩小。

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全国31个省份的2004—2017年面板数据,分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后上升速度加快;从空间分布来看,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西部次之,东北最弱。之后,基于依托基础、发展动力、生产方式、产品模式、支撑行业、配套产业与发展目标七个维度,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体化路径。

我国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测算2014-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全国各区域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与区域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差异；空间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基于此，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是：扬长补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提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优化布局，以资源投入为牵引，缩小区域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因地制宜，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差异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目的]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正处于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探析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现状和区域差异，为区域农业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构建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指数法对2013—2022年全省和区域水平进行测算，同时结合基尼系数法测算县域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而从全省、区域和市域层面分析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及区域差异变化。[结果] （1）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水平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并以2018年为临界点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再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其中，2013—2018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快速提升期，绿色发展、生产效率和结构调整提升速度最快；2018—2022年为缓慢增长期，绿色发展和生产效率在波动中略有提升，结构调整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协调发展和共享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子系统中以绿色发展、结构调整和生产效率水平指数较高，协调发展和共享水平指数偏低；各子系统增长幅度和波动程度相差较大。（3）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以晋南地区发展相对较好，晋北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整体由南向北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晋东南地区的发展水平区域内差异始终较大，并有增加趋势；晋中、晋北和晋南3大地区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并均有缩小趋势，尤以晋南地区缩小趋势最明显（4）地级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异最大的是忻州市，其次是吕梁市和朔州市，其他地级市内部差异性较低，运城市最低；从变化幅度来看，大同市、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运城市、长治市、晋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高；而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临汾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对于区域内差异，4大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小。[结论] 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仍较低，城乡差距大，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提升有限，农业高质量发展正进入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阶段；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体系中以农业效率水平贡献率最大，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和集中体现，未来凭借其“小杂粮王国”的农业资源优势，山西省农业转型升级潜力较大。

本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的测度，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揭示其演进特征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结论如下：在演进态势层面，我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倒U型发展特征及缓慢的增长态势，在地区间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虽有所扩大但呈现出增长态势。在空间关联结构层面，大致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核心靠拢的网络空间结构；我国数字贸易关联关系分布不均，子群间的融合度较低，总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辐射，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协同发展的空间关联趋势。

本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的测度，综合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深入揭示其演进特征及空间关联结构。研究结论如下：在演进态势层面，我国整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倒U型发展特征及缓慢的增长态势，在地区间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表现为下降趋势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空间差异虽有所扩大但呈现出增长态势。在空间关联结构层面，大致呈现出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向核心靠拢的网络空间结构；我国数字贸易关联关系分布不均，子群间的融合度较低，总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辐射，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协同发展的空间关联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