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样本自选择性问题所带来的内生性估计偏误,分别研究了留守、随迁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留守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显著负向作用,并且对女童、非独生子女及高年级的儿童影响程度更大;第二,随迁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并对女童、非独生子女及高年级的儿童影响程度更大;第三,生均拨款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基于此,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为落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学的教育政策,政府部门应该进

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考察父母参与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识别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具有持续影响的父母参与行为,评价当前家校合作活动对父母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父母向子女投入时间和精力构建闭合的代际关系,是提升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尽管这种积极效应更多体现在对文化素质要求不高的参与行为上。(2)和孩子交流学校发生的事情、陪孩子参观博物馆、积极参加家长会、主动联系老师这四项父母参与行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通过儿童自我教育期望来实现。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随着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留守儿童问题开始备受社会关注。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对同伴的溢出效应。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比重的提高使得同班普通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显著降低，该效应主要源于留守男童，并且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普通儿童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教师投入降低以及班级氛围变差是重要的影响渠道。这意味着在没有考虑同伴溢出效应时，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被低估。本文结论对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父母教育期望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教育期望对农村儿童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期望父母其子女的认知能力比低期望父母的子女认知能力得分高1.95分,相应的作用路径为父母的教育投入和子女的学习时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每增加1个单位,子女总学习时间增加0.7小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增加149.73元。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子女认知能力相应提高0.00011;子女总学习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子女认知能力会提高0.23个单位。

高质量人力资本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诸多文献表明了农村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不利地位，留守是否会给人力资本质量带来持久性的影响?本文利用CFPS2010—2016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M)法，考察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的长期效应及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并检验留守时长、留守时机和留守模式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个体成年期的语言能力、数理能力，对“留守者”尤其是留守男性的认知能力造成了持久性的负向冲击；尽管降低了农村地区的“留守者”尤其是留守女性的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但留守经历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整体效应不显著。留守经历对认知能力的负效应随留守时间的延长而递增，发生在4～12岁的完全留守对认知能力的负效应更大。为此，需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最大限度消除留守经历的不利影响，以避免由“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带来的人力资本损失及由此引致的社会成本。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度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家庭文化环境视角,分析了随迁与留守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随迁子女的认知能力显著比留守子女的高0.098;相对于留守子女,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环境更优,随迁子女的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亲子文化交流和亲子文化行为分别比留守子女高0.210,0.449,0.086,0.373;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活动对流动人口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两类流动人口子女中家庭文化环境的促进效果略有不同,在随迁子女中,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在留守子女中,家庭文化禀赋、家庭文化资源和亲子文化交流的影响更显著。

文章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基线数据和2018年追访数据，研究了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以及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童年时期父亲外出务工会提高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第二，童年时期母亲外出务工整体上并未对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农村女孩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第三，父亲外出务工会通过非认知能力中的顺同性、外向性和开放性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母亲外出务工会通过非认知能力中的严谨性和外向性降低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要重点关注母亲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尤其是母亲外出的留守女童的教育问题，同时要关注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

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对儿童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忽视了由个体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和户籍制度等宏观因素引致的回流儿童这一群体。回流不仅代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的物理位置变动,还可能对其多种能力产生影响。本文运用四川及河北两省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回流显著降低了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语文、数学成绩,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还发现,随着回流时间的延长,回流儿童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初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是回流儿童认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入考察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2013—2014学年和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两期数据,采用OLS和Ologit回归方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家庭结构会影响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发展,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的青少年的不良社会行为发生率要低于单亲居住或双亲非同住的青少年,其作用效果在父母之间有差异,总体来看母亲在规范农村青少年不良行为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父亲。其次,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父母监管与理解两种途径作用于子女不良社会行为的发展,父母监管在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作用要强于父母理解。再次,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存在性别差异与地区差异,女性负面影响大于男性,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最后,选择工具变量法以及PSM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由于青少年社会行为发展不仅影响自身的人生轨迹,而且关系着国家经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农村“双亲非同住或单亲同住家庭”对青少年社会行为发展的负面影响,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规模的不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07年5城市农民工调研数据来考察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外出务工,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下降。而当留守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多时,留守女童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不过,与其他类似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还发现父母外出打工所寄回的汇款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正面作用对于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来说较为显著。另外,留守儿童监护人是否为其父亲或母亲对留守儿童教育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同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大五人格框架下的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与尽责性来衡量非认知能力。研究发现:良好同伴的比例更高(即好朋友多数都学习努力刻苦或想上大学)会对青少年的尽责性、宜人性、外倾性和开放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显著降低青少年的神经质水平。相反,不良同伴的比例更高(即好朋友多数都逃课、经常上网吧、早恋)会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同伴表现的优化会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反之则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家长和学校应把握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视交友管理的作用,引导青少年正确交友。

基于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察教师支持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学业支持、情绪支持和关系支持)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即教师支持能够促进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且这一研究结论在替换因变量、考虑到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以及应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保持足够的稳健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教师支持通过提高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促进非认知能力发展。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完善教师绩效考评体系，激励教师给予学生支持；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行为表现，与学生及其家长密切沟通，为学生提供适时引导和帮助；学生应主动与老师交流、互动，争取教师支持。

学前教育被认为是影响个体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国内很少有实证研究考察学前教育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模型中的"能力"除认知能力外还应包括非认知能力。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了学前教育经历对我国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学前教育机会的获得存在不平等性,受小学前的身体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影响;学前教育经历对初一和初三学生的思维开通性、自律性和朋友质量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影响,对消极情绪性具有降低效果。

班级规模是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班级规模对以学生成绩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班级规模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探索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基于CEPS2013-2014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班级规模对学生非认知能力仅在某些维度存在显著性影响:以"中班"(班级规模为40-58人的班级)为参照组的准实验研究的估计结果显示,当干预为"学生进入小班"(班级规模为40人及以下的班级)时,班级规模仅对学生的"情绪控制"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干预为"学生进入大班"(班级规模为58人以上的班级)时,班级规模仅对学生的"毅力"与"创造性思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