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生态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激励创新政策工具并已开展实践探索的现实背景,从区分各省不同的激励方式入手,采用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2005-2010年的样本数据,在构建地方政府响应函数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出这项制度创新对城市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1)"奖励型"和"惩罚型"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果,前者有助于提升环境投入,后者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此外,采取直接筹资和一般性拨款对激励效果也具有促进作用。(2)地区间恶性环境竞争、高污染行业比重过大和地方财政能力不足都会阻碍制度效果的产生,其负面效应甚至可能超过生态转移支付的正面作用。这说...

地方政府财力的差异决定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作为平衡地方财力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差异化影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在探究转移支付的公共服务供给效应时较少考虑这种双重压力的影响。 本文认为：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进而提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更能促进财政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领域，进而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抑制作用。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证实了上述观点：地方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与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效应存在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门槛效应，表现为随着压力的增大这种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负向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转移支付可以直接显著地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而对经济赶超压力的作用较为间接并可能不明显。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分析了纵向财政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考察了在不同的压力下转移支付激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入认识转移支付的公共产品供给激励机制；同时，以地级市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能够为健全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能否有效地引导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偏好,将转移支付资金真正投向最能满足居民需要的重点民生领域,关键取决于转移支付制度是否具有激励效应。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受到天然的财政纵向失衡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两大约束影响。为有效提高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激励地方政府在提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努力程度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对转移支付资金产生过度的依赖,致使其陷入软预算约束的"激励陷阱",就必须在转移支付的激励机制政策设计中嵌入应有的约束机制。

在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竞争过程中的土地价格竞争、土地财政依赖与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分析与检验方法对2003—2014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土地出让竞争行为与经济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价格竞争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合理的土地低价出让行为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高。而土地财政依赖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与错配,抑制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土地出让价格竞争和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地方政府通过适当的土地低价出让价格来招商引资,并减少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优化地方政府产业结构、引导市场竞争以及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等方式来提高城市生产率。

在分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竞争过程中的土地价格竞争、土地财政依赖与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分析与检验方法对2003—2014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土地出让竞争行为与经济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价格竞争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合理的土地低价出让行为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高。而土地财政依赖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与错配,抑制了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土地出让价格竞争和土地财政依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地方政府

文章从人口城镇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城镇化、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影响,并利用2010～2014年中国地级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短期内为满足市政建设、公共品供给等资金需求,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地方债务规模边际增长;城镇人口密度增加的公共品拥挤效应大于人口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流动过程中公共支出刚性需求增长成为诱发政府举债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质量是化解地方政府长期债务风险的决定性因素。据此,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与使用监管,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加快城市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等,以促进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

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成员需求是国家治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2010—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共2 538个样本数据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横向税收竞争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对辖区居民的回应性，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普遍性，不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原因在于，横向税收竞争减少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回应辖区居民需求的财政收入，导致了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缩减，从而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既有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研究领域，为规范税收竞争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也丰富了有关政府回应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相关政策选择。

本文构建多重目标决策模型，分析地方官员偏离居民长期福利目标而忽视教育支出的内在机制，然后采用地级市官员信息和经济因素的匹配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官员个人特征、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偏好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年龄均与辖区教育支出呈现Ｕ形的曲线关系；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书记和市长均倾向于减少教育支出；任期的增加使得市委书记减少辖区教育支出，具有异地交流经历的书记倾向于增加教育支出，而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市长也倾向于增加教育投入。此外，教育支出的＂政治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经济溢出效应＂不显著，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由于官员锦标赛竞争而相互模仿，．．．

21世纪以来,政府在预算约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策略已从"先工业化再城市化"转变为"先建起新城后发展产业"。采用2004—2011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发现,城市扩张速度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并显著地受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推动,显示出"造城模式"的典型特征。东部城市扩张受到土地指标限制而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中部城市发展已形成市场导向格局;西部地区的城市扩张速度已脱离经济基本面而主要由房地产市场推动。

研究目的：中国城市发展的主题形态是城市群，而关于中国城市群层级优化的愿景模式是高首位度还是扁平化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作者以地方政府土地经营策略为切入点，从空间视角论证中国当前城市层级体系状态形成的内在机制并对其合理性进行把握。研究方法：空间分布图形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研究结果：地方政府土地经营效果存在空间非均衡形态，地方政府间基于招商引资效应的土地经营策略存在着空间外溢效应与空间竞争效应。研究结论：地方政府间基于土地经营策略的竞争，促使中国城市层级体系趋向扁平化，而在中国现有的制度背景及路径依赖约束下，趋向扁平化的城市层级体系有其合理性且符合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国情。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基于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其次将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纳入分析框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呈现良性竞争，环境规制发挥正向溢出作用，在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大地推动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存在门槛效应，整体上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呈现为“U型”发展态势。

粮食安全事关中国的政权和社会稳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粮食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过对江西省一个粮食主产县的调研发现,在当前农业税收政策下,地方政府其实并不能从支持粮食生产中获得财政收入,但政府仍然会有很强的动力来提供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与资金。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央财政丰厚的支农转移支付资金的吸引、项目制的转移支付分配方式、上级政府"争资立项"的考核压力,激励了地方政府以支持农业生产来获取转移支付资金和上级奖励。虽说地方政府未必是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来支持农业生产,但中央财政大量的针对性的支农财政资金还是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动力。

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根据2003-2011年我国大陆31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激励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当期来看,税收激励政策能够促进私募股权投资,但引导基金和补贴奖励政策却对私募股权投资不产生显著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引导基金和税收激励政策均对私募股权投资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补贴奖励政策却对私募股权投资不产生显著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引导基金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不过补贴奖励政策对私募股权投资不产生显著影响。

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中，本文分析了中央转移支付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获取转移支付收入行为及其支出偏好的影响：为保证地方政府在发展属地经济以获取公共财政收入的行为努力为正，应逐渐规范地方政府非公共财政收入的行为，同时要清理、规范乃至杜绝地方政府以获取更多专项转移支付为目的的游说行为；中央政府不应对经济建设支出行为给予过多激励，否则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将难以保证。实证分析发现：近些年来，尽管我国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建设支出偏向较为严重，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缺口较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效果非常显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