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分类管理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要管控制度,生态保护地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开展生态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及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之间的协同管控成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吉林省自然保护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保护地(即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以重要生态空间、植被生态、水源涵养功能为主要内容,基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省域"的管控梯度差异,评估分析了生态保护地的协同管控成效。结果表明:(1)从重要生态空间协同管控成效来看,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最高、人类活动干扰指数最低,这与生态保护管控严格程度呈现很好地正相关。但是1980—2015年间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均有所减少,减少幅度与管控严格程度没有表现出正相关。(2)从植被生态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植被覆盖总体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降低的特点,与东部分布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森林类自然保护区、西部分布较多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特征一致。但是,由于湿地及水域类型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较高,且分布在吉林西部草原和平原区的面积比例较高,自然保护地的年际变化较大、且植被覆盖稳定度低于重点生态功能区。(3)从水源涵养功能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水源涵养能力呈现出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与这两个区域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密切相关,也与分布着大面积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密切相关。自然保护区的水源涵养能力最高,且年际变化最小、稳定性最高。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背景下的生态移民由于更强的移民力度和更严格的管控措施,将形成更大的移民规模,并对民生保障和生态补偿提出更高标准。因此,传统的"集并式"与"就近式"生态移民将未必适用,对移民的适应能力亦提出更高要求。在此情景下,原住居民对生态移民中民生因素的顾虑与偏好尚待研究,对其移民意愿的影响亦需测度。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之间重叠国土空间为研究案例,以结构方程模型为研究方法,旨在分析自然保护地管控下,原住居民对迁出地与迁入地民生的感知和人居环境的偏好,为客观评估其移民意愿、完善生态补偿措施提供工具方法,形成对原住居民参与生态移民的正向激励。

【目的】摸清辽宁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底数，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环境质量，增强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方法】以自然保护区主要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根据辽宁辽东半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2018年实测数据和森林规划调查数据，采用模型量化、分布式测算、相关分析等方法，选择支持、调节和供给3大服务6个功能类别，研究了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服务的物质量及权衡与协同作用。【结果】（1）森林生态服务物质量：支持服务644.42×10~3 t/a，包含保育土壤量644.10×10~3 t/a、林木养分积累量323.85 t/a；调节服务41.61×10~3 t/a，包括固碳释氧量40.16×10~3 t/a、大气净化量1 454.87 t/a；供给服务中，提供水源量148.27×10~7 m~3/a、供给负氧离子量274.97×10~(20)个/a；表现为：保育土壤量>固碳释氧量>大气净化量>林木养分积累量。（2）各评价指标物质量：森林保育土壤中，固土量555.15×10~3 t/a，保肥量88.95×10~3 t/a；森林积累营养量为氮固持（291.02 t/a）>钾固持（25.33 t/a）>磷固持（7.50 t/a）；森林吸收碳28.56×10~3 t/a、释放氧11.60×10~3 t/a；森林吸收气体污染物量为二氧化硫（817.50 t/a）>氮氧化物（255.80 t/a）>氟化物（242.00 t/a），阻滞TSP、PM_(10)和PM_(2.5)分别为82.3、46.7和10.6 t/a。（3）优势树种（组）生态服务物质量前三的树种（组）有天然次生栎类林、赤松林和落叶松林，生态服务物质量与林分面积、蓄积量有显著协同性（r> 0,P <0.05），与胸径、树高和郁闭度为协同作用（r> 0）。（4）保护区行政村生态服务物质量是管理局最高，而三架山村最低；支持与调节服务存在权衡作用（r <0），支持与供给服务存在协同作用（r> 0），调节与供给服务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作用。【结论】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提供水源和供给负氧离子服务量突出；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对生态服务物质量起重要作用；生态服务之间普遍存在协同和权衡作用。空间上，封山育林、防止林业用地流失；林分上，保护珍稀树种，增加树种类型，促进林分更新演替，就地保护和植树造林相结合；多措并举、遵循自然规律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有效措施。

只有通过流程的有效、持续管控,才能将集团公司的管理控制目标要求固化为工作规范,才能将总部的管理意图分解、传递到各个业务单元、各个岗位,使其成为每位员工的自觉行为……

在系统协同理论的指导下,从科学价值、保护价值、经济价值、功能价值、旅游价值五个方面对文化线路进行价值评估,测算文化线路的协同价值量,构建文化线路定量价值评估模型(CREM),并以古南襄隘道遗产保护为具体案例进行评析与验证,以期对文化线路的保护、开发、管理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文化线路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借鉴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成效评估经验，参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全球标准使用指南，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成效综合评估工作的目标定位、评估框架和实施路径等进行探讨，以期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效果综合评估提供参考。

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景下,"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我国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出了系列要求。福建省正在进行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泰宁县是全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最复杂的区域之一。以泰宁县为例,基于实地调研和专家意见,构建了三个优化整合的情景规划方案:(1)维持现状,不整合;(2)以泰宁国家地质公园为主体的整合;(3)以泰宁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合。基于对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结果显示:方案3的存在和使用价值最高,成本持中;方案1的价值保护持中,成本最低;方案2价值最低,成本最高。研究为福建省县市尺度开展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供思路和技术支持,亦为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优化提供参考。

探究近3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演变规律，衡量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协同关系，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基于InVEST模型对1990～202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水资源供给、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质量等4种生态系统服务展开评估，并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利用权衡协同度模型(ESTD)分析各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呈上升趋势，其中水资源供给服务由1990年的2.39×10~7m~3下降至2000年的1.92×10~7m~3,再到2020年上升至3.74×10~7m~3,土壤保持、固碳释氧与生境质量服务的物质量持续上升；(2)从空间格局来看，水资源供给服务的空间格局变化明显，其余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格局较稳定。园内生态系统服务的Ⅳ类热点区面积由1990年的7.78 km~2增加至2020年的12.75 km~2;(3)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以协同为主，协同关系主要出现于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境质量三者之间，权衡关系则存在于水资源供给与其他三种服务之间；(4)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条件的改变、相关政策与专项规划的实施、人类活动的干扰是影响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的主要因素。近30年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变化显著，主导的影响因素为土地覆盖变化，当前园区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呈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格局，未来应重点关注园区的功能分区优化，逐步探索与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着力平衡生态资源保护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虽然中国在优化环境、改善生态方面持续投入,但西部生态脆弱性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实际上与地方政府的绩效观不无关系。本文在构建生态脆弱性、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模型评估了西部45个城市2013-2016年间的生态脆弱性与政府绩效两系统协同情况。从结果来看,西部生态脆弱性与政府绩效处于"高耦合、低协同"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在追求绩效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解决生态脆弱性问题,一定程度反映了西部政府绩效观未实现与生态观的有效协同。这很大程度上肇源于生态使命感扭曲、生态绩效目标"泛经济化"、生态政策与经济等领域政策协同度低等诱因。未来可以从实施生态导向目标责任制、完善生态协同机制和生态评估制度等方面来突破当前窘境。

运用InVEST模型、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在子流域尺度上探究洞庭湖流域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特征，进而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水产出、水质净化、碳存储等三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权衡/协同分析。结果表明：(1)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水产出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在不断地强化，而碳存储服务在不断地弱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空间上亦表现出差异性，2000和2010年水产出东南多于西北，到了2020年，西北部水产出出现最大值；N、P输出量的分布规律大体上上游少于下游，东部多于西部；碳存储则是在洞庭湖区最少，高值集中在上游区。(2)2000～2020年，整个流域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处于中度协同水平，并向良好协同水平发展，两两生态系统服务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格局的差异。(3)洞庭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非线性动态关系的形成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地形地势与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类型与分布格局，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且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文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洞庭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要,是我国今后现代化建设发展中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在推进生态文明协同建设中,以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助力推进京津冀生态文明协同建设,是京津冀面临的重要协同发展目标。由河北大学李惠茹教授等撰写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研究》一书,专门对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强

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至关重要。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基础性研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协同的现状研究两大方面,但还存在以下不足:缺乏完善的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水平的指标;理论研究丰富,缺乏实证分析;基于公民需求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基本公共服务协同主体各方的责任与义务模糊。因而,未来的研究应当注重完善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水平的指标,丰富协同过程中影响政府需求偏好的实证研究,重视公众的需求满意度,明确协同各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尝试把基本公共服务协同与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

通过对企业内部相关业务流程的参与者的直观感受评价和企业外部同行业间的相关协同指标结果的横向对比,实现企业内部组织和流程间的协同情况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管理协同问题和短板,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手段。在企业内部管理中挖掘潜力,加强组织内部的协同和管理,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内部协同研究,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和通用的模型工具。伊戈尔·安索夫首次将协同概念引入战略管理中,在《战略协同》中将协同纳入战略的四个要素。波特从价

协同效应是企业并购的核心内容。文章对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内涵及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基于协同效应的多阶段企业价值预测模型,并对模型中关键变量的确定方法给出详细定性分析,提供了协同效应评估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