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科学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厘清农业绿色发展关键路径，对促进该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变异系数法解析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1）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其中产出效益变化显著；（2）对比2005、2019年，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具有典型区域差异性：2005年京鲁晋蒙资源节约表现显著，津冀辽环境友好表现显著；而2019年京冀产出效益表现显著，津鲁辽环境友好表现显著，晋蒙资源节约表现显著。（3）环渤海地区4省2市1区2005—2019年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变异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性逐渐降低。[结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层面是推进环渤海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方向，制定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联系，发挥京津城市辐射效应，缩小区域之间差异，促进环渤海地区绿色农业的协调发展。

基于DPSIR模型,构建一个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农业绿色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引入Theil系数对其进行空间解构。根据所构建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利用中国30余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各省市区(本文中"中国各省区"数据没有包括港澳台数据)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总体农业绿色发展能力不强,超过半数的省区农业绿色发展能力总体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驱动力不足、响应不强烈。因此,中国各省区应结合自身资源条件,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合理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增加绿色农产品产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对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能促进长江流域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2006—2020年长江流域1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态、经济效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法对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应用区域差异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对区域内与区域间的时空发展差异、关联度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干流发展趋势优于支流。(2)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呈现出波动扩大的变化趋势。(3)长江流域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示出空间聚集效应，其中上海、江苏、浙江是高—高聚集模式，重庆、贵州、广西是低—低聚集模式。因此，要提高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各省份应制定个性化政策、重视并补齐发展短板、加强区域间辐射效应。

对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能促进长江流域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2006—2020年长江流域1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态、经济效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法对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最后应用区域差异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对区域内与区域间的时空发展差异、关联度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干流发展趋势优于支流。(2)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呈现出波动扩大的变化趋势。(3)长江流域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示出空间聚集效应，其中上海、江苏、浙江是高—高聚集模式，重庆、贵州、广西是低—低聚集模式。因此，要提高长江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各省份应制定个性化政策、重视并补齐发展短板、加强区域间辐射效应。

科学把握当前中国绿色农业区域发展水平现状是合理制定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政策体系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农用物质利用强度和利用效率的绿色农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的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贵州、青海、西藏、宁夏、陕西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五位;海南、福建、浙江、山东、辽宁则位于后五位。在此基础上,构建绿色农业综合评价矩阵,对31个地区进行聚类,结果显示,陕西等3地属于"高水平-高效益"地区;贵州、西藏、青海等10地属于"高水平-低效益"地区;河南、湖北、河北等13地属于"低水平-高效益"地区;江西、云南等5地属于"低水平-低效益"...

从浙江城市绿色发展现状出发,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浙江省绿色发展特色和区域特色选择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建立评价模型,测算出2015年浙江省各地市的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市绿色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差异较大,部分城市以绿色为代价来追求发展。最后提出城市绿色转型的建议。

基于2012年全国288个地级市截面数据,构建我国城市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地级市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四个子系统进行了熵值评价,根据熵值得分重点对环渤海地区和西部能源"金三角"地区80个城市进行聚类分类和空间计量分析,并计算了全国288个地级市、环渤海和西部能源"金三角"9个省域城市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水平的几何平均得分。结果表明:(1)在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四个子系统中社会子系统发展较为滞后;(2)环渤海与西部能源"金三角"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低层次的协调发展水平,西部能源"金三角"地区综合水平最高的为中卫市,其次为酒泉市,环渤海地区综合水平最高的城市缺席,次高城市是邢台市、石家庄市;(3)省域差异比较分析中环渤海地区各子系统水平和综合水平得分均高于西部能源"金三角"地区,但两个地区都存在工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4)80个城市形成了京津鲁核心区—蒙辽冀过渡区—宁陕甘外围区的工业布局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环渤海地区形成了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足鼎立"的格局,在京津冀辐射带动作用下,西部能源"金三角"的宁夏、内蒙古自治区依托其特有的资源优势发展较快,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依据自身特色构建了一定自我发展能力。

在构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1年至2022年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从农业产出效率、环境优好水平、生态系统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4个维度，测度和考察了全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快速、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农业产出效率和环境友好水平的提升速度最快，生态稳定性保持在平稳状态，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速度最慢；现阶段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贡献度最高的是农业产出效率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但整体上单个维度的影响力逐渐降低，4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影响逐步增强；农业绿色发展各个维度之间的耦合性和协调性不断加强，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等系统正在走向良性循环，但存在一定的波动，稳定性依然不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呈缩小趋势，但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各个区域内部的差距依然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目的]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正处于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探析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现状和区域差异，为区域农业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构建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指数法对2013—2022年全省和区域水平进行测算，同时结合基尼系数法测算县域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而从全省、区域和市域层面分析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及区域差异变化。[结果] （1）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水平整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并以2018年为临界点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再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其中，2013—2018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快速提升期，绿色发展、生产效率和结构调整提升速度最快；2018—2022年为缓慢增长期，绿色发展和生产效率在波动中略有提升，结构调整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协调发展和共享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子系统中以绿色发展、结构调整和生产效率水平指数较高，协调发展和共享水平指数偏低；各子系统增长幅度和波动程度相差较大。（3）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以晋南地区发展相对较好，晋北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整体由南向北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晋东南地区的发展水平区域内差异始终较大，并有增加趋势；晋中、晋北和晋南3大地区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并均有缩小趋势，尤以晋南地区缩小趋势最明显（4）地级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异最大的是忻州市，其次是吕梁市和朔州市，其他地级市内部差异性较低，运城市最低；从变化幅度来看，大同市、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运城市、长治市、晋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高；而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临汾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相对于区域内差异，4大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小。[结论] 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仍较低，城乡差距大，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提升有限，农业高质量发展正进入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阶段；山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体系中以农业效率水平贡献率最大，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分和集中体现，未来凭借其“小杂粮王国”的农业资源优势，山西省农业转型升级潜力较大。

[目的]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分析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识别各地市农业绿色发展障碍因素，对于实现农业减排固氮具有现实意义。[方法]选取山东5大区域16地市，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障碍因素，利用Dagum基尼系数解析其区域异质性。[结果]2012—2020年山东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自2015年提升速度显著加快。研究时期内资源节约最为稳定，环境友好先稳定后增长，产出高效显著增长。从区域特征分析，山东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区域差异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总体基尼系数处于略微下降趋势，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分区域看，鲁中和鲁东属于资源高耗型，鲁中南和鲁西北属于产出低效型，鲁西南属于投入产出双制约型，障碍因素集中在耕地复种指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农民可支配收入、土地生产率、农业产值占比。[结论]新发展阶段下，山东需警惕环境友好障碍度增长态势，加大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力度，聚焦于精准方向与科学治理。基于障碍因素分析，针对地市面临不同短板提出拓宽农业电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发挥“潍坊模式”示范作用、制定最低流转年限等措施。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采用SBM-Global-Super模型对中国2000—2017年地级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考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结果表明: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均属于领先型,其他地区分布相对分散;2)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呈逐步上升态势,东北和中部区域内差异较小,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和区域内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3)全国及四大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未呈现明显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特征,但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趋势。

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测度2001—2019年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增长放缓或下滑的城市港口发展水平往往也较低，且港口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2)环渤海地区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对本地和邻近城市经济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3)省域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津冀港口群和山东港口群港口发展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辽宁港口群对城市经济增长则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4)在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城市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大，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较弱。

[目的]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以期为该区域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方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构建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熵权法确定权重，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对2010—2020年京津冀及其各区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结果]（1）2010—2020年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其中贡献率最大的是环境友好，其次是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资源利用贡献率最小。（2）区域发展相同点：2020年京津冀3地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不大，表现为协同发展趋势，并且3地区均表现为环境友好贡献率最大，资源利用变化趋势均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区域发展不同点：3地农业绿色发展变化趋势、变化幅度和变化的时间点不同，河北表现为更大的变化幅度，尤其是生态保护表现为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结论]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尤其表现在化肥、农药减施和地膜回收等方面，京津冀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提升。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如农业水资源和节水灌溉面积不足，水土流失治理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从区域差异看，北京资源利用水平较低，天津和河北生态保护水平较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资源利用仍然是主要短板，其次是生态保护和农村发展，创新农业科技，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