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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财经论丛  [作者] 蔡海静  王雪青  谢乔昕  
本文利用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显著促进获评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该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中,在绿色发明专利方面则不明显;与其他企业相比,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地处普通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论有助于从城市文明视角拓展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动因,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为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经济后果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王帅龙   孙培蕾  
文章基于2006—2019年我国25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度碳排放约束下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文明城市评选对GTFP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GTFP,促进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仍成立。在纳入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创新型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政策因素后,文明城市评选对GTFP的提升作用有所下降,但是其政策效应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评选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城市GTFP,达到减污降碳的效果。
[期刊] 技术经济  [作者] 刘建秋  徐雨露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郑熠雯   杨震  
本文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通过选取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发现,更强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考察产权性质差异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同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感差异,研究发现在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期刊] 中国软科学  [作者] 杨艳芳  程翔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如何通过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01—2019年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短期,命令控制性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作用最大;(2)在长期,市场性工具存在三年的滞后期,自愿性工具存在两年的滞后期,这两类工具在长期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3)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应根据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有侧重的选择环境规制工具。
[期刊] 软科学  [作者] 周海华  王双龙  
探讨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企业宽裕资源对政府正式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对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此外,组织知识惯性对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效果。
[期刊] 管理评论  [作者] 王艳  于立宏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郭秋秋  马晓钰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郭秋秋  马晓钰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期刊] 企业经济  [作者] 梁敏  曹洪军  陈泽文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选择与外部环境规制和内在环境责任密切相关。本研究以186家企业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正向促进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以及绿色产品创新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责任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不同程度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注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组合设计,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企业应加强自身环境责任的培养和提升,发挥环境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调节动力。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王芝炜  孙慧  
针对市场型环境规制,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包含市场型环境规制、风险承担水平、环境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下,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Tobit模型研究发现:(1)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种影响是持久的,风险承担水平可以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则发挥了部分中介功能;(2)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和小规模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强。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风险承担水平、加强环境责任、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赢得长期竞争优势。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张彧泽  
文章建立了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探索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采集3505家上市企业1992—202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推演结论。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都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最明显;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边际效率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新能源型绿色专利、常规能源能效提高型绿色专利、末端治理型绿色专利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边际效率抑制了上述三种绿色专利。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叶若蕙  裴潇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该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这一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在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为此,应当加强对企业金融化的重视程度;合理实施环境规制,引导企业以金融化反哺绿色创新,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李平  方健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期刊] 工业技术经济  [作者] 郭莉  董庆多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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