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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余得生  张雨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期刊] 企业经济  [作者] 李井林   阳镇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叶若蕙  裴潇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该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这一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在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为此,应当加强对企业金融化的重视程度;合理实施环境规制,引导企业以金融化反哺绿色创新,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张彧泽  
文章建立了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探索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采集3505家上市企业1992—202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推演结论。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都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最明显;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边际效率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新能源型绿色专利、常规能源能效提高型绿色专利、末端治理型绿色专利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边际效率抑制了上述三种绿色专利。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周雪峰  韩露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通过科技赋能方式形成的新产物,对微观企业风险承担与绿色创新持续性均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风险承担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呈“U”型关系,与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之间存在负向的线性关系,即风险承担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创新能力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倒U”型关系,导致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减弱。媒体关注能够加强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之间的线性关系,致使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得以增强。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乔彬  赵广庭  沈烁华  
企业绿色创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并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杠杆水平和提升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积极性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给予数字金融政策支持和试错空间,用金融手段助力绿色发展;二是要引导企业以绿色创新为导向,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契机,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三是要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梁玲玲  李烨  陈松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给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新时代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ESG评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区域、环境治理水平、CEO金融背景下存在差异。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兰梓睿  张书华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李平  方健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杨媚  
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流通产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流通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流通业绿色创新效率;在子维度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流通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通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中介机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消费升级提升流通业绿色创新效率。
[期刊] 商业经济研究  [作者] 向玲  
本文基于省级-企业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流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就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开展考察。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流通企业创新效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和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流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流通企业创新效率中具有调节效应。
[期刊] 企业经济  [作者] 梁敏  曹洪军  陈泽文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选择与外部环境规制和内在环境责任密切相关。本研究以186家企业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正向促进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以及绿色产品创新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责任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不同程度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注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组合设计,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企业应加强自身环境责任的培养和提升,发挥环境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调节动力。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郑熠雯   杨震  
本文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通过选取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发现,更强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考察产权性质差异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同时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感差异,研究发现在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期刊] 中国软科学  [作者] 杨艳芳  程翔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如何通过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2001—2019年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短期,命令控制性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作用最大;(2)在长期,市场性工具存在三年的滞后期,自愿性工具存在两年的滞后期,这两类工具在长期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3)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应根据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有侧重的选择环境规制工具。
[期刊] 工业技术经济  [作者] 郭莉  董庆多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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