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陕南地区与区域外的联系,除了少数栈道外,主要依赖汉水及其支流丹江。但清代初年汉水并未起到商业贸易孔道的作用。诚如康熙《汉南郡志》卷7所言:“汉南一路,万山环巩,一线崎岖。所产竹木不能成筏下流,所收粟米不能登舟出运。内既不出,外亦不入,所谓独坐穷山,食用一尽,则唯坐困而已。”这种闭塞状况只是清初陕南经济的一个表征,其内涵则是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徙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从组织形式看,既有以传统集市为主的初级市场,也有新出现的集散中心市场;从专业类型看,既有粮食、生漆、茶叶、木耳等农副产品市场,也有木材、...

在清代陕南山地垦殖的案例中,根据"环境应对"分析出玉米的引入使适应性利用山地环境更加可能,酿酒、饲猪的对策使建设性治理环境顺利进行。但"环境应对"分析法无法评判森林削减、水土流失、水患频仍以及社会环境扰动等农垦结果,也就难以实现环境史所重视的历史评价功能,故必须引入"环境理性"概念。在"环境理性"视角下,山地垦殖的结果被作为历史警示来郑重审视。"环境应对"与"环境理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法,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环境史视野的有益路径。

＂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等特征，如何构建、运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文章以安徽省绩溪县的＂聚土地＂项目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运作模式的分析，发现＂聚土地＂具有家庭经营、规模经营、多元化主体、商品化生产等特征，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较好实现形式。文章认为，通过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多元农业经营主体，有助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土地流转不畅、农业经营效率差异化明显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基于此问题,通过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主流思想的辨析,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分别从微观的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异化视角、宏观生产要素匹配视角出发,结合现实问题及经济学机理提出了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新思维,即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必须走渐进式、内生化发展道路,构建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类型的经营实体并存发展的、生产要素间优化匹配、自我演进的内生系统。而政府的职责则是作为公正的制度制定者,规则的监督履行者

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密切相关。基于理论分析,从法律产权、事实产权和感知产权3个层面,构建了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国东、中、西部4个县(市、区)25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35个流转地块和10.8万亩流转土地的调研数据,对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研究发现,流转土地经营权总体稳定,达到绝对稳定值的75.12%;分层面看,感知层面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程度最高,法律层面权利保障程度次之,事实产权层面控制程度相对弱,分别达到绝对稳定值的81%、74.25%和6

农业经营大户是在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生产经营形式,它是指农村中自筹资金能力较强、产业选择和产品定位符合市场需求、有适度的经营规模、采用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和销售渠道较稳定的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大户包括家庭经营制的个体大户、雇工经营制的农场大户、合作(合伙)经营制的组织大户和公司经营制的企业大户四种类型。农业经营大户是新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种经营方式体现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首先讨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并明确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重要目标,其本质是在更大范围内为资金进入农村土地经营领域提供渠道,解决农业经营资金短缺与效率不足问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提供制度支持。其次,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别面临着"吃不下"的经营权、"分不清"的经营权和"拿不到"的经营权困境。最后指出要从培育职业农民、完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引入PPP模式等途径来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的土地改革,加快农地流转改革,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本文通过理顺我国农地流转政策改革的历史进程,探讨了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模式的相互作用机制,从我国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农村土地体系中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垦土地体系中的大农场式规模经营的两种现代农业经营模式。

[目的]受地形复杂化、耕地细碎化、农业设施薄弱化的影响，加之乡村农业劳动力短缺，丘陵山区传统农业转型走向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态化的现代农业之路相对缓慢且不平衡，更多是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或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方法]文章以重庆市江津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所涉7个乡镇为案例区，基于744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投影寻踪模型，从投入—产出—管理—可持续四个维度，考虑产业类型的差异，多视角解析新型主体流转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结果]（1）整体上流转土地利用集约度偏低，介于0.807 0～0.883 3之间，且不同类型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农场（0.883 3）、农民合作社（0.845 8）、农业企业（0.818 2）、专业大户（0.807 0）。可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发展最好，因此应作为推动山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核心。（2）主体产业二元耦合土地利用集约度表现出相同主体不同产业类型在各维度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差异显著，均呈现出管理集约度（0.437 7）>可持续集约度（0.413 8）>投入集约度（0.003 7）>产出集约度（0.001 3）。可以看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利用集约取决于经营和管理模式的科学性。（3）产业土地利用集约度介于0.822 8-0.885 6之间，不同产业土地利用集约度之间存在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蔬菜（0.885 6）、花木（0.880 6）、柑橘（0.863 9）、粮油（0.854 8）、果树（0.831 3）、花椒（0.822 8）。（4）从结果的最佳投影方向大小来看，灌溉指数、粮耕指数、综合机械化率等指标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较大，劳均产值、多样化指数、路网密度等指标对土地集约度影响较小。[结论]丘陵山区受地形因素的影响，灌溉以及农业机械等条件略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山区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发展最好，因此应构建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效推动山区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普通农户都是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本文以家庭农场为基点,阐述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土地经营规模、组织特征、生产经营、市场主体地位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产品出口实现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中国1986—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七五"至"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与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劳均播种面积在长期与农产品出口呈正向关系,短期与之负相关;农业投入水平与农产品出口无论是在长期或是短期均呈负向关系。文章在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就农业经营规模促进农产品出口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资本下乡之后,为了应对农业经营中的监督困难和日益上升的人工成本,在经营方式上出现了从规模经营到家庭经营的转变。通过对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内部不同地块产量差异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下乡的农业经营实践,以及不同承包人的关系对具体农业经营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承包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影响了他们在农业经营中换工和雇工的选择,进而影响了经营效果。不同地块的承包人之间形成的不同风气,影响了承包人的交往心态与经营管理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既有的产量差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