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社会的诸多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时迄封建社会晚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封建漕运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清代漕运的社会功能十分广泛,而湖广地区漕运的社会功能尤为突出。它不仅涉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和行为,而且关系全国十数省灾民的赈济,市场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影响到商品经济、商人、市民以至于广大的农村。分析清代湖广漕运的种种社会功能,以及对封建经济的正、反作用,可分为二大部分:受控于封建经济体制之内,维系封建秩序的社会功能;不断瓦解封建秩序,代表经济发展趋势的社会功能。

在清王朝规定的"随时价而销售之"、官员调控的盐价原则下,雍正元年三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核减湖广盐价,由此引起一场盐务风波。这场风波一方面体现于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和湖广总督杨宗仁在政治上的纷争,进而引起清廷对湖广盐价的两度核定,另一方面则体现于两淮盐商与地方势力运作引起的汉口食盐供需失衡,盐价飞涨,盐市混乱。雍正二、三年揭发的黄叔琳定价受贿案和部议盐价受贿案显示,两淮盐商通过官商之间的金钱、人际关系对两次朝廷定价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一系列事件揭示清代盐价的制定呈现出结合市场和行政等多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制,而政商关系在此次湖广盐价制定中具有突出意义。

明代漕粮改折有偶折与永折之分。湖广作为明代有永折漕额的省份之一,其永折漕额分派权由布政司掌握,这与其他省份永折漕额由朝廷派分有很大不同。自明嘉靖年间获得永折漕额起,湖广布政司始终以偶折形式派分永折漕额至相应州县,隆庆四年(1570)以后,才开始以永折形式派分至部分州县,永折漕额始名副其实。因漕粮永折能减轻有漕州县赋役负担等,对有漕州县有很大的吸引力。万历年间,以麻城、黄梅为代表的有漕州县对仍以偶折形式派分的剩余永折漕额展开争夺,力图实现其漕粮全部永折。在此过程中,布政司的永折漕额分派原则逐渐由视各县灾伤情况而定向视交通条件而定转变。而在相应的分派原则下,地方士绅对布政司的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详载于族谱之中,从侧面体现出民间文献的重要价值。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衬页之中存有万历时期的搢绅录《东江米巷湖广史氏新刊全号宦材备览》。是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见闻所未备,正史志之不足。然明代搢绅录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考证现存明代搢绅录的时代、体例及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步军统领衙门番役处于京师治安的第一线,其职能和角色的演变折射着清代历史环境的变迁:清代中前期,番役在缉拿盗贼、追捕逃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统治者维护京师安定的重要力量。乾隆中期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番役在缉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统治者的依赖性愈强,番役也越发肆无忌惮,番贼勾结、敲诈勒索等事件屡禁不止,逐渐演变为破坏京师安定的毒瘤。番役的嬗变,固然有统治者管治方法上的失误,但实质是清代中后期王朝控制力弱化在底层社会中的反映。

明清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流通更加频繁,在不少省分出现了著名的地方帮商人。其中安徽、山西、广东、山东、江西等地方帮商人,为个中佼佼者。明清时代湖南是否也形成了地方帮商人?其经济实力如何?在我研究明清湖南商品经济之前,对是否存在湖南帮商人,是持怀疑态度的。近几年来,我遍翻了所能看到的湖南省地方志及其他各省文献,经过仔细研究,写了几篇有关湖南商品经济的文章,改变了我的看法。关于明代湖南的情况,我还涉猎的不多,不敢冒然下结论。但我个人认为:到了清代,湖南不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业十分繁盛,除了大批外籍商人在此经商外,湖南地方商人不但存在,而且经济实力十分强大...

官书局刻书为清代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湖南官书局目前所知湖南、传忠、思贤三所,在清代刻书史上都有较大影响。但除思贤外,其余二局却少有人论述。

清代是我国传统木材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木材流通与贸易频繁。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地段，有着丰富的木材资源，是发展木材贸易的主要基础。省会城市武汉，水路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清末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木材集散中心。全国各地的木商云集于此，有着发达的木商组织，同时拥有发达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周转贸易，支持长途运输木材，故木材销量大，辐射面广。湖北木材贸易集湘、黔、川之木材，输往江南、京师要地，为当时园林建设、运河堤坝的巩固、城市发展等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利于摸清当时木材贸易的规律，为我国当前林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发商生息是将一定数额本金交商人营运以获取生息收入的一种放贷行为。因地方经费短缺，发商生息逐渐成为清代州县公共经费的重要补充。论文基于乾嘉道三朝晋、皖两省州县志书的相关记载，从发商生息提供公共经费的视角探讨了清代地方社会治理问题。以士绅、宗族为背景的社会性捐款成为地方发商生息本金之主导，且所占比例不断增大。生息银钱的营运管理权也逐渐从以政府为主导转向地方士绅参与和自治的方向。18世纪后半叶，士绅对公共生息经费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增强，为其在19世纪后期迅速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领导者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士绅在发商生息事务中与商人相互合作，间接推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绅商阶层的形成。因此，发商生息所提供的公共经费不仅推动了清代地方公共品的提供和民众福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治理。

本文从等级和职业两方面考察了清代整个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本文认为 ,清代商人的等级构成包括了皇帝、宗室贵族、官僚缙绅、绅衿、凡人、雇工人、贱民全部七个等级的成员 ,职业构成则包括了自身以外的十类职业人群和流犯、乞丐等无业人员。清代商人的主要社会构成则是凡人等级中的农民。由于各等级、职业本身的性质 ,一些等级、职业人群在商业经营中的角色受到限制。清代商人社会构成的广泛性 ,是清代商业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反映了清代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开放

清嘉庆、道光年间，资助士子科举赴试的地方宾兴组织开始大量出现。本文在检讨前人关于清代中期科举成本上升、科举竞争加剧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道光时期政府官员裕谦在湖北、江苏等地推广宾兴的考察，认为可以将该时期宾兴迅速发展的动力归结于国家因财政亏空而引发的治理成本转嫁。与此前的地方学田、家族内部助考相区别，宾兴成为一种社会趋势，需要面对不完善市场体系带来的诸多问题，必须重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姿态与治理手段的变化。嘉道时期，包括宾兴在内的民间对于善、义的热情，深嵌于时代的经济结构之中。

【目的】稻瘟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水稻病害之一。通过功能标记的开发,为加快广谱持久抗稻瘟病基因PigmR在水稻育种中的应用提供依据。【方法】利用Snapgene 2.3.2软件分析PigmR的碱基变异特征,用Oligo7设计特异功能标记。为了避免因PCR扩增失败引起的假阴性,设计扩增内参基因Actin1的引物作为参照,对功能标记进行优化。用功能标记对水稻亲本材料、丽江新团黑谷的单基因系材料、育种中间材料和南粳53045/谷梅4号BC1F3群体株系进行鉴定。稻瘟病鉴定的供试菌株为江苏省稻瘟病代表菌株(2018-4、2018-65、2018~(-1)02、2018-222和2018-241)的混合菌。将供试菌株移植RCA培养基上,25℃培养7 d,用黑光灯照射72 h,待稻瘟病菌产生孢子后,再用无菌水洗下,配成10×10倍显微镜下每视野30—40个孢子的悬浮液。于水稻抽穗前3—4 d注射混合菌株,每穗注射1 mL菌液,做好标记。在水稻灌浆饱满后进行抗性调查。【结果】根据PigmR与PigmS、Pigm-R4序列比对及差异分析,设计了8对分子标记引物。通过分子检测,筛选获得的PigmR功能标记GMR-3,能特异扩增来源于谷梅4号的PigmR,获得98 bp产物,而不携带PigmR扩增不出产物。以不同浓度配比优化GMR-3与内参基因Actin1检测引物Actin1~(-1),发现以0.4μmol·L~(-1) GMR-3与0.1μmol·L~(-1) Actin1~(-1)组合浓度扩增出PigmR和Actin1特征条带的效率相当,效果最优,将该标记命名为GMRA。用该标记扩增水稻样品,携带PigmR的样品能扩增出146和98 bp条带,不携带PigmR的样品仅能扩增出146 bp条带。利用GMRA标记检测229份水稻材料,只有谷梅4号能扩增出146和98 bp条带,其他籼稻和粳稻均只能扩增出146 bp条带。进一步对29份丽江新团黑谷的单基因系材料进行检测发现,GMRA标记能有效区分PigmR与Pi9、Piz、Piz-t等同源性较高的基因,有很好的特异性。利用GMRA标记,从240份育种中间材料中筛选到3份携带PigmR的材料,可作为该基因的供体材料。利用该标记进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将PigmR通过回交转育到优质食味粳稻南粳53045。对南粳53045/谷梅4号BC1F3群体单株进行分子标记检测及稻瘟病人工接种鉴定,发现携带PigmR的单株均表现为抗或中抗,不携带PigmR的单株均表现为高感,表明导入PigmR能显著改良南粳53045的穗颈瘟抗性。【结论】PigmR的功能标记能有效用于抗稻瘟病遗传改良和资源筛选。

湖北省统计工作会议,于五月四日下午,在武昌洪山札堂举行。接着召开了地市局长和部分县局长的座谈会,省委书记关广富参加了座谈。会上关广富同志就统计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如何适应经济建设发展以及如何提高统计队伍的素质等主要问题作了重要的讲话,笔者现将讲话摘刊如后。(本文未经本人审阅)一、统计工作的作用很大,党政部门的决策一步也离不开统计统计工作对我们党委的工作、政府的工作,我们整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宏观决策以及我们综合职能机构的加强,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实现,作用非常大,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很大的帮助。

教育的社会功能新论吴康宁任何教育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唯其性质与强度不同而已。作为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科学研究”来说，至少需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教育到底有哪些社会功能？迄今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虽可谓汗牛充栋，但多半缺少较为严密的科学逻辑，论者们往往...

经君健教授所著《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一书,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印行。作者通过贱民等级研究,并联系当时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宗法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提出一系列看法,很值得重视。首先,在学术领域开辟了新途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等级制问题长期被忽略了,关于政治史、战争史、农业史、商业史、文化史以及土地制度等等,出版了不少专书,而等级制度这样重大问题,不仅未有专书,就是论文也很少见,只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偶一涉及。此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一项重要工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欠。此书虽名为《贱民等级》,实际是一部完整的清代等级制度史。在这本书中,关于“凡人”以上等级,诸如皇帝宗室、官僚绅衿以及凡人等级都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