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分析消费信贷对扩大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效果问题。利用2004—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对居民储蓄率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消费信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水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信贷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0.039个百分点。但消费信贷的作用仅在于降低储蓄率过快上升的趋势,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效果还存在诸多限制。

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过高的储蓄率会加重内需不足进而引致经济衰退,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高储蓄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诸多影响,深入研究我国储蓄率的具体状况,探讨适度调整储蓄率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从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正确认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探索我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扩大内需市场的途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理论和现状考察、影响分析之后,为促进我国储蓄率水平的适度降低,建议重点实施七个方面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早已引起各界的关注。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常规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加大二次分配中居民福利的占比、降低基尼系数,启动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理解近20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最佳切入点是美国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本文利用美国的资金流量表,分析了财富效应和信贷便利性对美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由此导致的美元信用基础的变化,以及复杂金融体系下包括中央银行和各类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元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此次危机不仅是美国居民过度负债的危机,而且也是美元信用基础坍塌、信用创造机制瓦解的危机——这意味着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许会非常长。无论如何,全球经济失衡和当前的危机都反映了信用本位制下国际货

在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的讨论中,大部分分析家认为,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主要是2006年以来美国楼市的下跌和利率的上扬。然而,通过对美国经济运行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结论既不准确更不全面。实际上,造成美国次

本文从不确定性收入、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对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界定,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检验了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稳健OLS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估计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收入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在各分位处,不确定性收入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影响强度随着储蓄率分位的上升而下降;而在储蓄率分布的0.5及以上中高分位处,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的储蓄率;在储蓄率分布的顶端,参加医疗保险也与城镇居民...

经济学文献长期以来忽视了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大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低于中小城市居民的储蓄率。本文提出理论假说对此现象给出解释:大城市居民比中小城市居民需要更长的通勤时间(或通勤支出),这会减少他们的闲暇时间,从而更多地购买服务以增加闲暇,而这会降低他们的家庭储蓄率。我们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展开经验分析,并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无法推翻上述假说。本文指出的经济现象和提出的理论假说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建立了城市规模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理解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第二,为中国制定拉动内需和城市人口与产业管理等系列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鼓励发展大中城市有助于扩大内需和带动服务业发展,大中城市不应限制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外来劳动力流入。

本文以1991—2014年全球范围内的91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老龄人口负担上升的负效应。未来,随着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衰减,人口红利进一步消退,中国需要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而现有文献对此现象还缺乏足够的解释。本文利用2008—2016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分解了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研究发现,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较大,居民部门对国民储蓄率下降的贡献较小。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可归因于居民储蓄动机的变化、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和红利支出的增加、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和政府消费的刚性上升。由于剩余劳动力减少、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上述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都将是长期趋势。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这就需要对有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扩大消费和改善投资效率上。

本文在习惯偏好下通过建立一个考虑两类代表性家庭的两期消费决策模型,讨论了收入不平等与目标性消费如何影响中国的储蓄率。我们的理论模型得到了两个基本结论:(1)在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具有相同的时间偏好和消费习惯强度的情形下,基于收入不平等对目标性消费的强化效应,中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消费习惯越强,经济中的总储蓄率就越高。结论一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在平均意义上高于城镇居民。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论二也得到很好的验证,并且实证结果对各种收入不平等指标和居民储蓄率指标、不同样本数据集和计量估计方法均具有...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总额居高不下,且呈高速增长之势,而经济投资、生产却资金短缺,消费需求也严重不足,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局面。通过索洛模型和我国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我国适当的居民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