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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管理现代化  [作者] 罗群  
近几年,中国企业进入海外投资扩张时期,进入区域与以往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既有越南等下游国家,也有美国等上游国家。本文首先分别对基于海外直接投资动机和制度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综述,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理论框架。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陈丽丽  林花  
笔者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研究制度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选取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我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我国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谢孟军  郭艳茹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72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方面研究了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较大盲目性。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池建宇  方英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刘敏  刘金山  李雨培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许多研究尚不全面和深入。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数据,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投资引力模型,把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相结合,共同研究东道国制度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以及不同投资动机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和规模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文化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2)三种制度距离绝对值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影响显著为正,中国OFDI呈现出...
[期刊] 预测  [作者] 任晓燕  杨水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分布呈现出新特点,投资动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本文将投资动机和新环境下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选取2009~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20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动机,但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不显著;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较高的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和国际互联网覆盖率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物流成本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期刊] 西部论坛  [作者] 邵宇佳  刘文革  陈红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王恕立  向姣姣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张慧  黄建忠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其迅猛,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问题。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导向上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因此,通过整理和评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进而为以后的研究找寻新的方向和角度。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黄友星  曲妍兵  赵艳平  
本文使用一组关于中国海外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独特跨国链接数据,对中国海外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及其形成模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东道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工程承包和援助模式下的基础设施布局的促进作用大于投资模式,且该过程产生了较强的跨国互联互通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该效应可通过成本削减和集聚促进的直接渠道及双边关系改善和地区安全威胁消弭的间接渠道实现;此外,海外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对外直接投资驱动效应在与跨国企业战略、东道国空间分异、时间动态演变三者的互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异质性。
[期刊] 商业研究  [作者] 李建军  胡宗义  邓羽佳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期刊] 财贸经济  [作者] 岳咬兴  范涛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
[期刊] 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 王胜  田涛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祁春凌  邹超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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