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e Amihud(2002),researchers have realized that liquidity may be able to capture the predictable variation of stock return.However,it is still unclear why liquidity has predictability.With daily trading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ecurity Exchanges from Jan 2,1996 to Dec 31,2004,this paper utilizes a rolling analysis to construct an illiquidity measure similar to Amihud(2002).under the 5-by-5 portfolio space of Fama and French,departure from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framework,we apply a first-stage GMM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conditional CAPM with market liquidity serving as an instrument.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market liquidity indeed can predict the stock return,and this predictability sources from its capability of capturing time-variation of stock return.Our study at least partially bridge an academic gap.

本文利用非流动性替代指标ILLIQ,分别在截面和时间序列上检验了上海股票市场流动性与回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上海股票市场中,政策(非预期信息)对流动性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截面检验中,当排除政策影响的数据后,上海股票市场1994年1月～2001年12月流动性与股票回报会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否则两者没有任何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时间序列检验中我们也发现类似的结果,与预期非流动性相比,非预期非流动性对股票回报具有绝对重要的解释作用。

本文考察了上海、深圳两个市场A股简单算术平均指数回报率的可预测性及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指数的一个月和三个月的回报率都具有显著的可预测性。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并没充分反映已有的公开信息。投资者研究股票的相关信息可以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率。同时也说明,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能够提高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我们将预料之外的股票回报率分解为关于未来红利的信息和关于未来期望回报率的信息。分析表明,市场关于未来红利的信息和关于未来回报率的信息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较高低价格波动率,这意味着投资者的期望回报的波动率也很大。

在这篇论文中极端的交易行为包含着有关未来股价走势信息这一思想得到检验。结果发现在像美国那样的发达资本市场上存在的高交易量回报溢酬现象在中国并不存在。交易量对股价的预测能力并不显著。笔者认为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文章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角度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在分析货币供应量及利率对股市流动性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上证A股为研究对象,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何影响股市的流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M1、M2及利率会对股市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M2及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其影响更为明显。股市收益率等其他控制变量也会对股市流动性产生较大影响。

个股流动性变化与市场总体流动性变化的敏感程度是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基于中国股市1994-2007年的日间交易数据,运用套利定价模型来检验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其预期回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中国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与预期回报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市场总体流动性水平较低时以及规模较大的证券上。这一发现明显有悖于个股系统流动性风险应该获得风险溢价的标准金融模型推断,且支持了中国股市存在非流动性的财富效应。

文章以换手率测度市场流动性,利用2003～2008年中国A股市场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对流动性的影响与其流动性偏好,结果发现: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流动性越差;基金偏好于流动性差的股票;同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而基金的投资确实注重基本面,倾向于持有大规模、资产负债率低、市盈率低的股票。

运用HCW政策效应评估模型,以“深港通”为实验样本,基于市场深度、宽度及弹性属性,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并分板块、分行业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1)“深港通”促进了市场流动性整体提升,市场深度、宽度及弹性均有所增强,但促进作用有限;(2)分板块看,主板的流动性下降,中小板和创业板流动性上升;(3)分行业看,信息技术股和原材料股流动性下降,工业股和可选消费股流动性上升。

文章采用我国的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对于宏观经济变化的预测价值。研究发现,在现阶段我国股票流动性对于以中经网一致指数增长率衡量的宏观经济变化没有预测价值,进而我们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们发现,中经网先行指数对于一致指数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这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针对沪深股市的特点,采用非流动性指标,提出一个更为准确和简便易行的模型,对沪深股市是否存在流动性系统性风险进行显著性检验,并分析影响流动性系统性风险的市场行为因素。

采用1995年7月～2001年12月中国股票市场的月度数据,考察了公开信息与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现金红利率和流通股比例对中国股票回报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资本结构、股票价格、市盈率和前一年持股回报率对中国股票回报率影响不显著;还发现四因素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现金红利率效应和流通股比例效应的解释能力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通过对Carhart的四因素模型进行改进,即将四因素模型中的前一年回报率因素替换为流通股比例因素,可以增强其解释能力。

文章以上市公司资产增长率为切入点,利用1996—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资产增长率和公司市场价值对上市公司股票超额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资产增长率越高、公司市场价值越高、市场综合风险系数越大,之后的股票超额回报越小;(2)账面市值比、收益价格比越高,股票的超额回报越大。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我国资产变化与股票投资收益方面的文献,并有所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助于股票市场上投资者作出正确的股票投资决策。

本文在股票收益率差异视角下,选择2000年1月到2015年12月期间中国沪、深市场307家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单方程估计法和联立方程组系统估计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互影响;并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再融资、牛熊市行情三个方面对二者关系的变化与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股票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且随着股票收益率水平的提高,负向影响越来越明显;股权分置改革后、满足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以及牛市行情下两者的相互影响更显著。

本文首先分析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并且选用非流动性和换手率表示股票市场流动性，采用ＴＶＰ－ＶＡＲ模型对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影响的时变性。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的扩张可以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改善，货币政策的紧缩将会造成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恶化。货币供应量、利率和市场收益率对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时变性特征，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