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上的法律保留最初在平衡立法与行政立法权限时发挥作用，使权力配置从规范上的“平行型”转变为实践中的“垂直型”。具体而言，法国宪法规范层面对立法事项进行明确列举，形成了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泾渭分明的“平行型”规范构造，有了行政保留的最初想象：制宪者希望以此限制议会立法无序扩张。然而，法律保留的实效更多取决于法院判例中对议会立法保留领域和行政立法领域的理解，尤其是依赖于最高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宪法委员会对法律和法规权限配置是否合乎宪法的判断。一方面，最高行政法院作为行政权的捍卫者，虽试图运用法律屏障理论强化行政立法自主空间，但遭遇了来自实证法的强力反击；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运用合宪性保留审查技术，强化作为审查基准的“立法懈怠”概念，从而进一步挤压了行政立法空间，反向促进了议会立法的强度，形成了“垂直型”立法权限配置。然而，伴随实践变迁，法律保留机制从立法和行政立法权限配置工具逐渐转变为了法秩序的整合工具，宪法规范全方位作用于立法权，助力了客观法秩序“宪法化”。

在中国宪法史上，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方式，有着从“法律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再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变迁。旧中国的制宪多采“法律限制主义”，无法为基本权利提供有效保护。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宪法的批判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采“宪法保障主义”或者“绝对保障主义”立场。但在反思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缺陷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采纳“基本权利可受限制”的务实观念，对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作出规定。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借由《立法法》等重大立法以及相关的宪法实践，现代立宪主义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得以最终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

新时期改革农地制度,应该尊重农民意愿、注重维护宪法秩序。建立农户所有、社区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多元产权模式。

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种隐喻,以"鞍钢宪法"、华为基本法和华侨城宪章为代表的内部控制"宪法化",体现出的人本经济思想与"限政"思想,为提高企业的反脆弱能力贡献了一个重要思路与方法。通过把哈耶克的社会理论思想引入企业内部控制"宪法化"隐喻理论架构,解构企业整体秩序的组成部分即组织秩序和自发秩序,并应用良性自发秩序形成的知识论基础与法理学基础,重点分析作为企业一般性规则的内部控制"宪法化"对企业自发秩序应对"无知"状态和企业经营混沌状态的重要作用。

前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治理以简约治理为特征,官方介入的程度并不深。近代以来的商会法变迁显示,官方治理取代简约治理成为民间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官方介入民间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从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法的变迁可以看出,官方介入民间社会既不同于前近代的简约治理,也不同于西方的规制治理,而是形成了一种以官治规则为主导,同时参酌民间规范的官治秩序。

《行政处罚法》开始,法律明确区分设定权和规定权,随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也在规定地方立法权时分别按照这样的区分作出了不同规定。三个行为法由此与地方立法权产生了紧密关系。三法自制定至今已施行多年,相关的权限内容与制度规定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实践上的问题。《立法法》2015年第一次修改,其中关于地方立法权的修改是最引人注目的。本文试图将地方立法权与三个行为法关于设定权限的规定勾连起来进行分析,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得出应当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的结论,进而提出完善三个行为法关于地方立法设定权的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民国宪政道路比较坎坷，从＂五五宪草＂到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人民权利与自由之争，体现了立法价值的进步。＂五五宪草＂制定过程中，吴稿与张稿之争体现了不同的立法出发点，最终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选择了吴稿，体现了宪法间接保障主义的精神，但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却选择了自由主义倾向的宪法直接保障主义，而从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也是宪法制定中最有争议议题。其转变虽然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立法者对宪法中人民权利认知的深入，是时代的进步，意义深远，对当下宪法公民权利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宪法为国家的根本法,关乎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具体运行秩序,是国家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刘山鹰的《宪法变迁的内在逻辑》一书对我国宪法变迁和具体内容进行表述,为宪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高校教学中对学生的宪法思维进行训练,是培养学生认知实践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具体而言,培养宪法思维可从六个方面着手。

基于宪法与法律的框架拘束和差异化的议行关系格局,我国行政机关获得了广阔的立法裁量空间。由此,行政立法裁量是"基于国家权能分工的一般裁量",包括是否立法、何时立法、如何立法的裁量。然而,行政立法裁量是授权性与拘束性的辩证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其外部界限与内部界限之中。行政立法裁量的外部界限主要包括宪法第八十九条列举的"行政管理职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授权及执政党的战略部署、重大决策与中心工作,内部界限主要是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对行政立法的拘束。

中华民族法律体系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由于其自身的特征,它在各个历史发展进程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在现代的社会中也同样光彩夺目。中国法律历经千年的漫长发展,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发展中逐渐完善。

离岸金融交易争端的特殊性使得有关法院在运用冲突规范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对于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等冲突法上的传统问题感到尤为棘手。本文认为,在离岸金融交易中,应该适当允许法律规避;但为了防止个案对一国金融秩序的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保留应当得到充分、合理地运用,并应以国际公共秩序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20世纪初，一些美国精英倡导法律国际主义理念，即通过发展国际法和构建一个以国际法院为核心的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在前国务卿鲁特、国际法学者斯科特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为法律国际主义的旗舰组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该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新成立的强制和平联盟为法律主义的国际秩序思想引入了集体安全与武力制裁因素，而这是卡内基基金会所反对的。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大辩论，一度主导了美国国内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威尔逊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直到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后，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再起并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法律主义取向。

税收立法权包括税种设置权、税负确定权与特别减免权三个级次。根据税收立法权的内容,可将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分为集权与分权两种基本模式,并将集权模式分为高度集权、中度集权与低度集权三种具体型式,将分权模式分为高度分权、中度分权与低度分权三种具体型式。税收立法权的基本模式取决于国家结构;集权模式的具体型式与分权模式的具体型式取决于地区差异与地区政策。根据国家结构,中国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应当实行集权模式。根据地区差异与地区政策,中国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应当实行低度集权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