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加添加剂是现阶段缓解MBR膜污染的主要手段之一。稀土金属的优良特性为缓解膜污染提供了可能。实验选取氯化镧为添加剂,以空白组作为对照,分别在HRT为18 h、12 h和6 h下对比两组MBR系统中活性污泥的过滤性能、压缩性能、EPS和SMP含量。结果表明:在HRT为6 h时,加镧组污泥过滤总阻力为空白组的1/2,污泥比阻为空白组的1/10,污泥压缩系数比空白组提高34.7%,SMP和EPS浓度均较空白组低20%以上,P/C值是空白组的2倍以上。氯化镧通过改善混合液的过滤性能、压缩性能、降低污染物的含量及改

膜污染一直以来是制约膜生物反应器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人们用投加添加剂调控混合液的方法来减缓膜污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实验主要研究氯化镧和硫酸铈作为添加剂对膜污染的影响,通过膜阻力分布和污泥比阻的测定,分析在最佳投加量下两种稀土化合物对改善污泥混合液过滤性能、减缓膜污染的效果。结果表明:两种添加剂都可以降低膜的过滤总阻力及沉积层阻力以减缓膜污染;在最佳投加量下,沉积层阻力降低了40.93%(氯化镧)和49.16%(硫酸铈),污染阻力降低了96.20%(氯化镧)和96.94%(硫酸铈);污泥比阻降低了79.54%(氯化镧)和76.29%(硫酸铈);两者效果相似,但氯化镧可以改善污泥的压缩...

燃煤排放的SO2、NOx、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是造成PM2.5、O3等复合型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作为煤炭生产及消费的第一大国,我国一直比较重视煤炭消费的污染控制。但由于我国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和认识水平不同,国家环境管理的战略重点和燃煤大气污染控制政策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大体上,我国的煤炭消费控制历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即控制燃煤硫分、划分"两控区"与"禁燃区"、提高利用率与强化末端治理、能源结构调整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文章就煤炭消费控制历程各阶段的环境背景及具体措施展开详细论述。

本文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15年全球N_2O污染总量和分布格局,重点分析了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的国际占比、国别流向和部门分布,并对其构成进行分解;通过引入贸易隐含N_2O排放差额的概念,分析了不同责任原则下的排放差异,并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视角初步解释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应用SDA"两级分解平均法"研究了N_2O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全球N_2O排放增长率虽不大,但其所造成的潜在温室效应已超过2014年和2015年全球CO_2排放量之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农业部门是N_2O排放主体。中国供给侧和需求侧N_2O排放均位居全球第一位,虽然内需排放占主导,但外需排放比重在不断增加。进一步地,农产品最终需求规模的扩张和前向国际产业关联效应的增强是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而抑制N_2O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优化农业氮排放强度及其最终需求产品结构。

随着污染物总量控制手段在我国的不断推进与深化.不同区域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公平合理分配方法是目前污染物总量管理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公平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水污染物削减潜力、主体功能区类型环境目标约束、水环境质量及资源桌赋等方面的差异.构建国家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分配指标体系.利用嫡值法与改进等比例分配相结合的方法对2015年国家COD和氨氮总量控制目标进行省级行政单元分配。结果显示.COD和氨氮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削减目标分配特征基本一致.但削减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削减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浙江和广东等地以及中西部的山西、陕西、宁夏和青海等...

南通市域内水环境形势恶化,未来有加剧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十分有限的水环境容量与逐年加重的水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根本原因,提出了南通市水污染控制规划的两点基本思路;一是削减污染负荷,二是调整负荷的空间分布,确定了控制规划的基本思想:污水控源导流清污分开原则,采用生态工程与二级污水处理厂相结合而以生态为主导的污水多元集中处理原则,环境容量跨水域平衡原则。基于这一思想,构建了南通市水污染控制方案:南通市区污水二级处理四点排江,海门、启东污水利用滩涂生态处理排江,如东、如皋、海安污水利用海涂沙洲生态处理排海,通州污水近期二级处理排河、远景利用海涂生态处理排海。

农田非点源污染带给我国水环境的污染负荷越来越大,现行的水资源保护标准体系尚不完善,且明显缺位,难以对农田水环境污染进行定量化管理和控制。本文分析了建立农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必要性,阐述了建立该标准应遵循的原则,构建了将农田管理与污染物排放相协调的农田水污染控制标准框架与体系,探索该标准在实践过程中的推行机制,为该标准制定和实施进行了前瞻性研究。

已有许多研究证实防治农业生产过程中氮磷进入水域以及氮素进入大气环境已成为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分析中国在农业源污染防控中存在问题,本文对中国和德国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实施效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与中国相似,德国人均耕地资源比较少,以家庭农场为单元的经营方式是德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存在经营规模相对小而分散,受气象条件和市场影响风险大、利润薄、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等问题。对于农业源污染治理,既要实现环境目标,也要顾及农民利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难以简单采用关、停、并、转等行政指令和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建立和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为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减少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德国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长期试验研究基础上,为农民专门设计和制作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区、分类、量化施肥技术指标和规程,这些指标简单、易记、易懂,对不同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有良好适用性,易于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实现减肥增产、减肥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治农业源氮磷进入水环境,化合态氮进入大气环境方面,德国主要做法是研究、建立和实施一系列与经济奖惩措施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对农田氮素养分投入量、农田氮磷盈余量、施肥期、施肥方法、种植作物类型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技术指标。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监管和监测方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鼓励、帮助和疏导农民广泛采用更先进、更精准和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实施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减少了一半,以农田面积(耕地面积与长期作物面积之和)计化肥养分量从404 kg·hm~(-2)减少到目前的192 kg·hm~(-2),仅为目前中国的53%,同期粮食单产仍提高了56%,从4 779 kg·hm~(-2)增加到目前的7 464 kg·hm~(-2),比中国目前粮食单产仍然高37%。中国至今缺少为农民专门设计、适合农民认知和直接采用的量化施肥技术指标。目前也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奖惩政策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出台,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重点流域,至今难以形成有制度性保障的农业源污染管控体系。在占作物总播面23.6%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收益作物农田上,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情形普遍,在这类农田上,氮磷养分盈余量远超过德国肥料法规所规定的环境安全限量(50 kg N·hm~(-2)、10 kg P_2O_5·hm~(-2))。比较研究还显示,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核心是以创新研究带动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方法的出台和广泛实施。而中国近年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的均质化、碎片化,以及科研机构在绩效考核中对SCI论文点数、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使得相关研究薄弱,亟需加以改进。

以宁波市甬江流域为例,以GIS技术辅助流域水污染控制规划,在ARCGIS9.0的环境中,完成了流域水系概化、水质评价,并利用GIS的叠置技术,建立功能区划水域-入河排污口-陆上汇流区的对应关系。根据水环境功能区的水质目标,通过建立污染源-水环境质量的输入响应关系,然后利用GIS技术对甬江流域数字高程模型(DEM)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得到甬江流域的模拟河网和流域汇水图,构筑了水污染控制单元,作为水环境容量核定和总量分配的基本工作区域。最后利用GIS的可视化表达进行辅助决策,确定各水环境功能区的水环境容量,结合排污状况(包括工业、农业、生活)的分析,得出流域水污染控制的总量控制方案和对策措施。甬江流...

分析了太湖流域主要非点源污染类型与现状,指出在完成对点源污染的控制以后,非点源污染将成为该区域环境状况改善的主要限制因子。认为太湖流域主要类型非点源污染来源于:农业、林业、养殖业(畜、禽、水产)的非点源负荷,城镇化建设、现代交通、农村居民用地的地表径流,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等;定性地论述了非点源污染形成的主要途径。进一步讨论了太湖流域非点源污染研究动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趋向,就目前太湖流域非点源污染的研究与控制进行了探讨,太湖流域非点源污染的研究需要将环境水文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结合起来,同时运用先进技术进行全面动态评估;同时有针对性地讨论了不同类型非点源污染的防治措施。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以系统动力学为工具,构建许昌市水污染控制系统模型,设计了包括零方案在内的7种水污染控制方案。分析不同方案下的污染物排放量及水污染程度,结合河流水质模型,定量模拟优选方案下的河流水质状态,建立了污染物排放量—河流水质之间的联动关系,为当地环保管理者决策提供依据,为其他区域的水污染控制及水质改善提供了研究思路。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雨水系统污染日趋严重,系统的应用性研究缺失是制约污染控制措施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宁波为例,调研分析了雨水系统的污染状况,提出推广普及屋顶绿化、低势绿地、植被浅沟、闸门井和小型调蓄池等控制措施,并编制了不同类型的雨水系统设计优化方案;指出应在控规编制时将控制措施建设要求纳入法定文件,并建议从法规、管理、资金等方面保障雨水系统污染的控制。

基于CES生产函数,引入污染控制和劳动力成本因素,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二者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端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端化的调整,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交互项对微观企业和宏观制造业结构调整影响呈现"U"型;污染控制对微观企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显著抑制污染类型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且边际效应递减,但显著有利于宏观制造业整体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和污染控制"双重"压力,使微观企业和宏观制造业结构的边际调整效应递增,验证了"条件"Porter假说。

ESG发展理念越来越被重视，其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等维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诉求。本文将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企业层面ESG报告鉴证，探究ESG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ESG审计反映了对ESG信息披露的鉴证和监督，本文发现ESG审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在重污染行业中ESG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更显著。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出发，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可以促进ESG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