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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问题探索  [作者] 刘敏  刘金山  李雨培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许多研究尚不全面和深入。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4年中国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流量数据,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投资引力模型,把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相结合,共同研究东道国制度和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以及不同投资动机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政治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和规模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文化制度对中国OFDI投资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2)三种制度距离绝对值对中国OFDI投资规模影响显著为正,中国OFDI呈现出...
[期刊] 工业技术经济  [作者] 杜晓君  石茹鑫  祁乔  高瑞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期刊] 当代财经  [作者] 祁春凌  邹超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田晖  宋清  黄静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法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52个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消极影响,经济制度质量则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和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表现为干扰和增强两类作用。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刘晓宁  
运用2001—2009年1569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数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研究表明: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等变量均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和制度环境变量对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劳动力成本、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变量与企业选择该东道国投资的概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企业性质来看,私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反应更加敏感;从洲际比较来看,相对于在亚洲地
[期刊] 财政研究  [作者] 庄序莹  唐煌  林海波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黄友星  张珊珊  赵艳平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期刊] 财贸研究  [作者] 王海军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陈丽丽  林花  
笔者从投资动机的角度研究制度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选取55个东道国、5年275个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我国资源寻求性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最低。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企业自身的原因,我国市场寻求型与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对某些制度因素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期刊] 改革与战略  [作者] 李述晟  
文章梳理了近年来从母国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国内外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发现在中国企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母国制度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直接决定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齐晓飞  关鑫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
[期刊] 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齐晓飞  关鑫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正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但是,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却稍显乏力,这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于中国企业OFDI影响因素的关注,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度不完善是影响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而且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决定性因素。本文将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OLI)理论框架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S模型,通过对其进行经济学解析,分析母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从理论上对OLI范式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并对中国企业OFDI国际化进行理论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丛静  张宏  
作为政府主导的跨国经营活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同于传统投资动机理论的独特属性。利用2003~2011年45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按其经济发展水平分为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东道国国家特征对中国OFDI动机的影响和动机转变的现实性。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水平则体现为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国企业OFDI的动机构成中,市场获取动机最为重要,资源获取动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技术获取动机的地位有待提高。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刘晓光  杨连星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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