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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贺雪峰  胡宜  
研究村庄必须理解村庄。理解村庄首先要把握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社会资本即村庄社会关联和村庄信任是理解和解释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本因素。在不同的村庄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 ,村庄的这种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特征 ,从而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村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刘荣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48个农村1987~200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集,利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村庄选举对村级公共支出和管理效率的影响。经验研究的主要结果包括:选举能够有效地提高村庄公共支出,减少管理费用;在村庄公共支出和管理效率方面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村民代表推举的方式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却造成了管理费用的大幅增加。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赵德余  梁鸿  
文章试图探讨上海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并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分析村庄层面农民对农保和镇保的参与率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农保和征地补贴保障养老金标准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农民参保的激励及保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村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及集体经济管理的模式等自然环境和制度因素相关,而且还受村庄的被征地规模和集体经济支出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魏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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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期刊] 自然资源学报  [作者] 李裕瑞  卜长利  曹智  刘烜赫  刘彦随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村庄分类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村级层面有效落地的先导工作,对于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四种村庄类型,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分类原则与方法。针对实践工作需要,本研究基于该四种村庄类型,进一步明确了其二级类,并提出了相应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建立了村庄分类模型(VCM),从村庄特色、村民生存、发展建设、城村联系、村庄功能等五个维度,提出了村庄分类的参考指标体系。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作为案例区,基于前述原则、方法与模型,对该县102个行政村进行分类。实证检验表明:本研究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村庄分类具有实践指导价值。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村庄内外部条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具体工作时仍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参数、阈值的设定。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胡必亮  
本文在对温州一个村庄的标会情况进行了比较详尽调查的基础上 ,将村庄共同体理论和信任理论与该村的非正式金融发展现实相结合 ,初步地建立了“村庄信任”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借助这一分析框架 ,文章认为 :(1 )标会将自由竞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 ,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 (2 )因为村庄共同体与区域性文化等因素对标会行为的嵌入 (embeddedness) ,小规模、社区性标会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的风险很小。 (3 )政府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的同时 ,应该允许各种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
[期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杜姣  
基于对内生型工业村庄浙北D村的个案考察,从仪式性人情交往实践过程展示农村阶层关系的形成逻辑。村庄阶层通过仪式性人情所具有的面子竞争以及构建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双重价值发挥作用,形塑着村庄社会的阶层关系形态。为富人阶层主导的人情规则,造成对底层阶层的双重排斥:对底层参与村庄中社会性价值追求的排斥和对底层社会关系上的排斥,进而形成富人阶层对底层的排斥性关系。中间阶层的特殊位置决定了他们有自身阶层性地位确保的需求,参与到为富人所主导的面子竞争之中,形成一种中间阶层同富人阶层之间带有依附性质的竞争关系。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申端锋  
本文对村庄权力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梳理和前瞻性讨论,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不同时期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在今后的村庄权力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要正确认识“乡政村治”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
[期刊]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唐浩  
农地再分配制度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但其产生原因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农地再分配的村庄原因。研究显示:农地税费负担与土地小调整正相关,农民收入来源假说没得到证实。村庄民主程度对土地调整没有影响。村庄社会文化变量对农地调整有重要影响,农民偏好假说成立。资源禀赋假说和交易费用假说只适用于土地大调整,对小调整不适用。村庄农地再分配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和禁止,而是改进和完善,在土地产权稳定和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期刊] 财经问题研究  [作者] 唐浩  
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经济变量和自然特征变量对农地再分配的影响,同时也将村庄政治变量和社会文化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农地税费负担对土地小调整有正向影响,农民收入来源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土地资源禀赋对土地大调整有负向影响,但对小调整没有影响。交易费用假说只适用于土地大调整,对小调整不适用;村庄民主假说没有得到证实,但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程度对土地小调整有负向影响;村庄社会文化变量对土地再分配特别是土地小调整有重要影响,农民偏好假说成立。村庄农地再分配制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现阶段不应该取消或禁止,而是改进和完善,在土地产权稳定和调整之间取得平衡。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杨华  杨姿  
东部地区农村民营经济发达,农民阶层分化具有"村庄里的分化"、"高度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等特点。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分化不同,农民分化首先是"村庄里的分化",村庄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对称、互动在场和价值贡献三大特征,它们影响着农民对自身阶层的认知与定位。"高度分化"是对东部农村阶层分化本质属性的概括,说明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差距甚大。"富人在村"意味着上层农民要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和公共资源分配。而"上层农民规模较大"则使得上层农民在村庄中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他们的价值标准上升为村庄的价值标准。这样,下层农民在与上层农民的价值比较中达不到上层农民引领的价值标准,由此产生生存性压力和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上层农民则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竞选担任村干部,并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排斥和剥夺。东部地区农村出现阶层固化的迹象。
[期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石伟  
在社会治理创新任务刺激下,基层政府动员村集体以经营村庄的方式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村集体通过营造可展示性的文化场景、密集的活动投入、有限度的群众动员建构村庄文化氛围与文化景观。村集体的村庄文化建设行为契合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意图,获得基层政府的资源密集投入及宣传推广支持,推动了村庄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以村集体为代理人经营村庄的微观机制。以文化建设为载体的村庄经营源于基层治理的任务建构机制、村社集体的统合机制、地方政府行政吸纳机制的共同作用。但以经营为目的的文化建设追求可视化的景观,导致基层治理创新也走向悬浮。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基层治理转型回应居民日常生活诉求时,经营性治理与治理需求错位,导致生活治理的群众性缺失,缺少村民的参与和认同。因而,如何形成融入村民生活实践的文化服务供给,回应村民文化诉求,引领村庄社会风尚,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乡村文化振兴应当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诉求,引领乡风文明。这需要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调动村社集体自主性,发掘社会资源,形成文化供给的持续性。
[期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班涛  殷晶晶  
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经历变迁,各阶层组成部分以及所占比重相应发生了变化,农村边缘阶层为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下层位置的群体,对于解析社会结构性质与现实社会问题至关重要。传统时期农村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道德与伦理为标准,边缘阶层为在家庭与社区层面未能达到公共道德规范要求的群体,他们对主流规范有着一定的认同以及存有为共同体再接纳的空间,因此对社会秩序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在经济社会快速分化的转型期,村庄社会地位的划分主要以经济收入与财富多寡为标准,"新边缘阶层"主要为缺乏市场能力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之所以在社会地位结构中处于底层在于既无法将仪式事务办得体面又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被动的向内收缩。"新边缘阶层"日益被主流结构强制甩出,从而积攒起负向情绪,增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冲击的风险。为防止社会结构愈益紧张,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期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石伟  
在社会治理创新任务刺激下,基层政府动员村集体以经营村庄的方式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村集体通过营造可展示性的文化场景、密集的活动投入、有限度的群众动员建构村庄文化氛围与文化景观。村集体的村庄文化建设行为契合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意图,获得基层政府的资源密集投入及宣传推广支持,推动了村庄发展。这成为地方政府以村集体为代理人经营村庄的微观机制。以文化建设为载体的村庄经营源于基层治理的任务建构机制、村社集体的统合机制、地方政府行政吸纳机制的共同作用。但以经营为目的的文化建设追求可视化的景观,导致基层治理创新也走向悬浮。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基层治理转型回应居民日常生活诉求时,经营性治理与治理需求错位,导致生活治理的群众性缺失,缺少村民的参与和认同。因而,如何形成融入村民生活实践的文化服务供给,回应村民文化诉求,引领村庄社会风尚,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乡村文化振兴应当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诉求,引领乡风文明。这需要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调动村社集体自主性,发掘社会资源,形成文化供给的持续性。
[期刊] 世界经济  [作者] 高梦滔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09年的村级微观面板数据,分析农户外出就业对于离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出就业对于农村离婚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外出就业人员增多,是近年来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其影响程度差别不大;第二,在中西部地区,村庄的耕地资源对于农村离婚率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第三,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各个地区的农村离婚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比例等人口学特征变量的影响则存在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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