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介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是否根据上市公司的未预期盈余调整资产组合、进而引起股价的波动。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调整在未预期盈余与股价波动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面对上市公司的未预期盈余,在股票市场上涨时,机构投资者比较积极而正向地调整其资产组合,从而加剧了股价波动;当股票市场下跌时,机构投资者较少调整其资产组合,表现出资产组合调整惰性,从而降低了股价波动。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市场各方洞悉机构投资者在股价波动中的作用,也为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影响经济运行为目的,股票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渠道。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的多次货币政策调整,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区分未预期货币政策调整的"好消息"与"坏消息",考察未预期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效应以及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未预期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股价波动产生影响且该影响具有非对称性。未预期的"好消息"增大了股价波动,未预期的"坏消息"则减小了股价波动;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好消息"的股价波动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对"坏消息"的股价抑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抑制股价波动。机制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以及卖空交易制度在未预期货币政策调整影响股价波动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本文将公司盈利分解为持久盈利成分和暂时盈利成分,考察了两类盈利冲击对股票价格的效应。尽管盈利的暂时冲击和持久冲击对股价的最终影响完全不同,然而在冲击发生之初,投资者并不能清晰地对二者加以区分,因而股价对两类冲击作出的反应程度相似。这种反应模式与不完全信息假说一致,却不同于理性预期下现值模型的预测。由于持久冲击的初始效应长期持续而暂时冲击的效应很快衰减,暂时冲击便构成了股价波动的主要来源,这解释了经验中常见的股价均值自反现象。另外,我们发现股价对于暂时冲击具有明显的过度反应特征。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象,研究了会计盈余信息的市场冲击作用。文章分别从上市公司个股和市场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股价对会计信息的反应模式,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首先,会计盈余对股价不一定具有正向冲击;其次,历史盈余信息不一定能代表未来收益;再次,市场对财务信息的反应模式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而这种关系则通过会计盈余和折现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传递。

与以往"正向盈余意外抬升股价、负向盈余意外降低股价"的经典结论不同,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经事件研究法发现,约40%的盈余公告表现出"反向股价效应",即"正向盈余意外降低股价、负向盈余意外抬升股价"。多元逻辑回归的结果表明,"反向股价效应"不仅与盈余意外度量噪声(包括盈余管理、分析师迎合、明星分析师预测、分析师覆盖率、分析师分歧)有关,还与股价反应度量噪声(收入意外、预测修正、收益率波动、买卖价差)有关。

与以往"正向盈余意外抬升股价、负向盈余意外降低股价"的经典结论不同,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经事件研究法发现,约40%的盈余公告表现出"反向股价效应",即"正向盈余意外降低股价、负向盈余意外抬升股价"。多元逻辑回归的结果表明,"反向股价效应"不仅与盈余意外度量噪声(包括盈余管理、分析师迎合、明星分析师预测、分析师覆盖率、分析师分歧)有关,还与股价反应度量噪声(收入意外、预测修正、收益率波动、买卖价差)有关。

我国股票的动点是实行单一绝对波动点,即0.01元。尽管1992年深发展(0001)、豫园商城(600655)等股票曾进行过面值拆细,但我国迄今尚没有关于拆股的具体法律规范,上市公司只有通过除权或除息来降低相对波动点。可以考虑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制定详细拆股条例,为上市公司调节股价水平提供更为灵活的手段。

资本市场出现已有300多年了,经济学家们在对证券市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发现任何一个模型都不能对股票价格波动行为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结合我国股市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多数股民没有投资知识与经验,市场信息严重不足且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太少是我国股价波动的重要原因。

突发性事件往往会引起上市公司股价的大幅波动。这种由突发性事件引起的股市波动,作用时间短,引发的波动剧烈,与自然界中的地震现象有一定的相似特征。文章将结构动力学的方法应用于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对证券价格的研究,并通过实证对相关参数进行分析。

以2012年3月1日—2015年2月28日期间中国A股27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不同性质的市场传闻、不同态度的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熊牛市对比,研究了不同市场态势下的市场传闻与澄清公告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传闻使股票价格产生显著的异常波动,且利好传闻导致的正向股价异动在传闻确认前就已经显著发生,但澄清公告的作用并不显著;牛、熊市阶段市场对利好传闻都反应过度,但利好传闻的澄清效果在熊市比在牛市时更显著;利空传闻及其澄清公告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牛市要比熊市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证券监管机构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依据,也有助于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传闻...

资产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两类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传导效应,并基于VAR模型的向量自回归方法,采用我国2011-2018年的季度数据,就房价和股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升级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资产持有者和未持有者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资产价格会通过财富效应、预期效应和资产抵押效应对资产持有者的消费升级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也会通过预算约束效应、替代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对未持有资产者的消费升级产生负向挤出效应。资产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最终效应取决于资产持有者和未持有者各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实证研究则表明,不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我国房价和股价上涨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正向促进效应均要强于负向挤出效应,且房价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正向溢出效应要强于股价。居民消费升级存在自我修正机制,房价和股价的波动在短期内也会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显著影响,居民收入仍然是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最主要的内生动力。

离散时间股票估值模型与股价连续波动走势之间存在矛盾。通过建立收益分解模型,获取上市公司实时财务数据,产生预测数据,生成连续时间剩余收益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股票的连续时间剩余收益估值模型。该模型提高了股票估值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并能够从会计盈余视角对股价短期波动走势作出理论解释与合理预测。

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和GARCH模型,利用上海股市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对证券交易印花税①税率调整的股价波动性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交易印花税对股价波动性在短期内有较强影响,而在长期的影响有限。同时,我们对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导致股价波动性的效应进行了成因分析。分析表明,中国股市整体状态和政策制定方式是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效应的重要因素。

本文收集了2013—2015年沪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142个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运用平均超额收益(AAR)与累计超额收益(CAR)指标研究收购兼并、股权转让、资产剥离这三类资产重组方式对公司股价异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告日前较短时期内三种重组方式的AAR和CAR都显著大于0,股价异常波动明显,表明资产重组公告前信息提前泄露会导致股价异常波动;在公告日后,收购兼并和股权转让重组的CAR在持续上升后逐渐趋于平稳,且收购兼并类的CAR更高,获得了长期的市场效应,而资产剥离在公告后7日CAR便出现了持续下跌,表明企业资产重组方式不同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根据经典的资产定价模型,预期股票收益率仅取决于其市场风险水平,股价特质性波动率不具有资产定价效应。但近年的研究发现,股价特质性波动率能负向预测未来股票收益率,这种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相违背的现象被称为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有研究认为,有限套利下的错误定价是该资产定价谜团的成因。与发达市场相比,中国股市中特殊的融资融券制度、涨跌停制度和个体投资主导的特殊制度背景特征为从有限套利视角探究股价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成因提供了机会。梳理股价特质性波动率资产定价效应存在性及成因的相关研究,并理论分析股价特质性波动率的资产定价效应在中国A股市场的存在性及有限套利因素的影响。以1993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立足中国A股特殊制度背景构建指标测量有限套利成本,并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单变量资产组合收益率分析、双变量资产组合收益率分析、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实证检验股价特质性波动率溢价在中国A股市场的存在性及有限套利对该资产定价异象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股价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稳健地存在于中国A股市场,表现为个股月内日收益的特质性波动率能显著负向影响下月个股收益率;基于中国特殊制度背景构建的综合有限套利指标对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表现为有限套利程度越高的样本中,股价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越强,在有限套利程度较低的样本中则较弱。研究结果提供了股价特质性波动率溢价之谜在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性及其成因的新证据,丰富了有关股价特质性波动溢价之谜的研究,并为研究中国A股市场资产定价异象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从实践上看,研究结果为评价中国A股市场的涨跌停制度、融资融券交易制度、股指期货等市场规制的制度效果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为强化投资者教育提供了现实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