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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财贸研究  [作者] 姜悦  黄繁华  
引入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和垂直专业化作为中介变量,系统地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相对而言,服务业开放对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和垂直专业化在服务业开放与出口国内附加值关系间具有中介效应,其中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最大;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只有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李胜旗  毛其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下游最终品市场已基本上实现了充分竞争,但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依然居高不下。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下游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成本加成下降和研发创新弱化是上游垄断降低下游企业出口DVAR的可能渠道。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大范围关税减免这一事实,进一步检验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在上游垄断与下游企业出口DVAR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缓解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与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李胜旗  毛其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下游最终品市场已基本上实现了充分竞争,但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依然居高不下。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下游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成本加成下降和研发创新弱化是上游垄断降低下游企业出口DVAR的可能渠道。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大范围关税减免这一事实,进一步检验了中间品贸易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陈继勇  王保双  蒋艳萍  
文章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角度对中国异质性企业的工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都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其弹性系数为3.6%;企业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工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有关工资增长的动态研究显示,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资增长率正相关,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对工资增长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而企业规模则抑制了样本企业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因此,中国出口企业更应注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而不仅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张,且中国出口企业还需结合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来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实现产品国际竞争力...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张营营  白东北  高煜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文章系统考察了技术市场发展这一重要科技体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从地区划分看,技术市场发展对东部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企业;从行业要素密集度看,相对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DVAR受到技术市场发展的正向影响更大。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会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相对价格渠道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并未以牺牲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为代价,更多地是通过引发企业贸易方式的结构转变为具体实现路径。
[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李宏  董梓梅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国内大市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要求。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城市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能显著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大型城市、港口城市和处于城市群中的城市更有利于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附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通过创新促进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出口贸易转型效应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环境污染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市场规模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期刊] 国际商务研究  [作者] 吕越  余骁  
本文通过构建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中国奇迹”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DVAR的即期效应为负、但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创新能力提升动态调节DVAR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上述发现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核心的理论假说,进一步的工具变量估计、准自然实验等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因果识别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研究也发现,动态调节效应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上以及一般贸易企业上。在扩展分析中将投入产出关联与技术距离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后发现,越依赖服务投入的制造业行业以及离技术前沿越近的制造业行业中的企业,其服务业开放的创新动态效应越明显,对低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相对越大。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盛斌   朱鹏洲   吕美静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之后服务业大幅开放这一外生冲击以及制造业同服务业融合程度来设计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服务业开放促进了两业融合程度更深的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更大提升。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发现,只有在服务业开放具体承诺措施落地后政策效果才显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技术行业、加工贸易企业是服务业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来自不同服务行业的要素投入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是服务业开放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期刊] 亚太经济  [作者] 赵春明  刘珊珊  李震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期刊] 国际贸易问题  [作者] 杜运苏  彭冬冬  陈启斐  
本文在分析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基础上,构建了体现我国市场准入限制的服务业开放指数,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既有利于提高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也有利于延长从进口中间投入品至出口产品的国内价值链长度。进一步差异化分析还发现,服务业开放对中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效应较为显著,对混合贸易、东部地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长度的延长作用更大;通讯网络和金融保险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价值链正向促进作用较大。因此,通过加快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开放,可以助力"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期刊] 世界经济  [作者] 胡浩然  李坤望  
2003年中国首次明确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转型升级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提升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多重检验得到稳健一致的结论。微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过程与企业动态变化和经营主体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转型升级政策通过促进企业退出、进入和贸易方式转化等形式对提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綦建红  蔡震坤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非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尤为显著;降低进口中间品占比和提高成本加成是机器人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重要途径;尽管同行业内其他企业使用机器人会产生竞争效应,对生产率低、出口产品质量低、出口技术复杂度低的企业带来明显的个体负面影响,但是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集约边际效应和再配置效应,提升整个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白东北  王珏  高强  
文章从众所周知的创业活动视角着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研究了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采用历史数据的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创业活动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活动促进微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从微观企业层面证实了"双创"在我国面临贸易困境背景下提出的恰如其分。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业活动通过加成率和价格替代效应两个重要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从行业特征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最大;从地区特征来看,西部地区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从贸易方式特征来看,创业活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较强。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耿伟  杨晓亮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文章拓展了Hulten等(2006)模型,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在考虑不同指标测算方法、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渠道分析表明,降低企业成本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后者的中介效应更大。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互联网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且互联网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差异化产品生产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互联网+"的应用推广和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期刊] 企业经济  [作者] 赵学彬   李芳芳  
在“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出口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如何利用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来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阐述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在成本效应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而随着政策效应的延续,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改善能源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又会呈现明显的正外部性。为此,国家层面,政府应把握好环境规制强度,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顶层设计;行业层面,政府应依据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环境规制中的作用;企业层面,企业应积极利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正外部性,融入全球绿色技术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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