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22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与区域创新的时空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约束。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可对区域创新产生长期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且试点政策对经济特征相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对地理区位相邻城市的空间影响却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科技投入与互联网发展均正向中介试点政策与区域创新的内在联系，并且在三大机制变量的调节作用下，智慧城市建设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还可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显示，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驱动效果在不同城市区位、等级、性质以及规模条件下存在异质性特征，东、中部地区、一二三线城市、非资源型地区、非老工业基地以及大中规模城市的智慧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发展模式，为城市创新提供了更有利的空间环境。文章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机理，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产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时空信息基础设施、高科技人才、政府引领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实现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产出的边际效应呈上升趋势，是导致城市间创新产出差异显著的重要原因。

在梳理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2001～2016年省际数据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的影响,并运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作为社会资本的稳健性检验,考察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基于结构方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社会资本是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且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可能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②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市场分割的削弱和政府效率的提升是社会资本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途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作用最为明显。

本文利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间29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并使用交错型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8%左右，并且政策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城市的营商环境并提高投资水平，间接提升城市的创业水平；试点政策对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口密度大以及初始条件良好的城市受试点政策的影响更大；由于创业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能够提升当地创业水平，对周边城市的创业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距离越近的城市受试点政策影响越大。

基于2005—2015年中国1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并运用PSM-DID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平均而言使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了17%~19%。

在理论阐释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开展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效应、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倒逼作用、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3个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等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显著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则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突出。

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发展需要构建区域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现有研究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并带动了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但其是否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有待进一步研究且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会促使试点城市的创新环境改善、创新要素聚集和创新能力提升，从而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的增加并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合作创新需求增长以及合作创新环境改善会进一步促进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进而有利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且试点城市的合作创新能力越强、合作创新环境越好则这种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越强。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3—2019年276个地级市的数据，用人均合作专利数来刻画城市间合作创新水平，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合作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删除省会城市样本、PSM-DID检验、试点时间滞后处理、控制其他试点政策影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表明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可以通过加快试点城市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区域协同创新；试点政策的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表明提高合作创新能力和改善合作创新环境有利于该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从区域协同创新视角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并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创新创业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的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地区异质性考察则有利于试点政策的完善和区域协同创新的推进。本文研究表明，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加快试点城市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和推广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构建布局合理的创新型城市网络，并强化创新合作和创新驱动，进而推动形成区域协同的高水平国家创新体系。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173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城市经济地理权重矩阵，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来验证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效率值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幅度较小。不同检验结果都表明，智慧城市政策可以有效激励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激励作用主要来自于时间效应，而非个体效应。说明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更多来源于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而非国家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此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再者，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且较为均衡；从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来看，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链升级，还需要一个更好的区域统筹规划。

文章深入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以是否建立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三重差分方法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提高，包括对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均有显著正向效应，并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政府建设对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应有显著的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性，表现为政策效应大小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及对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对制度环境较好或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佳；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法治化环境两个方面，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最重要的机制。

基于中国2001～2016年的城市数据和2012年首批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影响路径、动态效应、异质性三个维度研究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推动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主要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赋能两种途径发挥作用;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创新效应在当期不能显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效应逐渐增强;在人力资本水平高、科技财政支出强度与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更显著。

作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融合的重要战略，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助力城市绿色转型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部署。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分别通过“新基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企业内部治理效应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为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构建智能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应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城市治理相结合、新型信息技术与低碳环保型技术相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对企业生产、管理、研发、节能减排等各环节的渗透，支持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头部企业成为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领头羊；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通过城市大数据平台缓解企业信息约束问题，通过智慧金融平台引导金融资源向具备绿色研发条件的企业流动；建立统一技术标准，协调试点范围内各城市智慧化转型进程，建立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考核评价指标。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给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新时代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ESG评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区域、环境治理水平、CEO金融背景下存在差异。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在推动经济动力转换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异质性和动态性，并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渠道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区域的中介效应不同；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聚焦数字生态视角，使用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兼顾整体与个体效应，从关联性、动态性和聚集性视角探究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来看，智慧城市建设明显提升碳排放效率网络的指标性能，促进城市间的合作，保证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发达型、资源型城市在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能力较大。(2)从网络拓扑结构来看，无标度性质和小世界性质表现不显著，同时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的数量逐渐增加，并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渐成熟，局部聚集性明显加强。(3)从影响因素来看，互惠性对网络呈正相关；智慧人才对网络的影响最显著；智慧环境、智慧经济和智慧科技的发展对碳排放效率有改善作用，但存在周期性变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规律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