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继唐两税法后,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诸多学者对一条鞭法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学者基于现代税制视角来研究一条鞭法内容,分析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文章从现代税制出发,挖掘了一条鞭法所体现的现代税制内容,分析了其所体现的税制设计原则。一条鞭法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些税制设计原则,对于今天的税制改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万历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立竿见影到全线溃败,不是一次偶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任之初,谈起三农问题,很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黄宗羲定律",指的就是从唐代的两税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再到清代的摊丁入亩,历史上中央归并税赋、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往往是从"向来丛弊为之一清"到渐渐失效,从"轻徭薄赋"的初衷遥遥导向"官逼民反"的结局。

梁方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尤以一条鞭法研究著称。他的一条鞭法研究与其学术生涯相始终，从制度与历史两个方面展开；将一条鞭法的文献记载与实际运行相结合，尝试寻找一条鞭法产生和发展的路径，探求其在地方与中央层面推行的复杂样态；建立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一条鞭法研究体系，突出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内涵的阐释，主张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充分全面地占有史料，更关注地方志等地方史料。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的路径与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而且对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条鞭法"是我国税制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古今诸多学者对其多为褒奖之词。文章在肯定"一条鞭法"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局限性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对现代税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明代中后期各地方政府推动了"一条鞭法"改革。一批具有基层执政经验的地方行政长官依据本地的政情推出了与本区域环境相适宜的"一条鞭法"改革方案,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地改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一条鞭法",完成了赋役折银、均平赋役的财税改革目标。这次成功的财税体制改革为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即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有助于成功地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明代"一条鞭法"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形成了劳动雇佣关系,使社会生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转变,明朝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结构出现了转型。但改革最终因不全面、不彻底而走向衰落,甚至引发了社会危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一条鞭法",能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得到诸多启示,并为后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比较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两次赋役改革发现,它们都是为解决财政危机而推行的,在改革时期、改革内容和趋势上存在一定渊源,但在改革途径、改革动机、改革结果和影响方面却存在差异。意识形态在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共同信念影响改革。鉴于此,在推行或分析正式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有助于理解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或锁定。

中国《保险法》于2009年增订责任保险受损害的第三人(下称第三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对其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后,若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第三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但是,"强制责任保险"属于法定保险,肩负着社会公益性、衡平社会正义、保证第三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基本补偿等使命。据此,对该法定保险直接请求权的适用条件应如何构思?为此,应先分析强制责任保险设立的目的;再析述支撑强制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法理;应检视第三受害人依据现行责任保险直接请求权的条件行使权利时,可能遭遇的难题等。经过论证后的结论是:强制责任保险第三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应与被保险人同时存在,且不须附加条件。

目前农地征用中的严重问题进一步说明 ,必须与时俱进地将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返还给农户 ,建立一部能够体现宪法基本精神、农户拥有农地所有权、市场配置农地资源、又接受国家政策干预的农地产权法。这是当前“三农”形势与国家长治久安最紧迫的需要 ,也是为我国及世界各国长期实践所证明的理性选择

一、国际旅游法的概念与特征国际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人员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旅游可被视为无形国际贸易的一种,构成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国际旅游一般通过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之一即境外消费得以体现,同时亦涉及商业存在等其他方式。因此,国际旅游法实际上可以归入传统的大国际贸易法分类中,国际旅游法通常是指国际旅游服务贸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工具书排检法刍议蓝阳（广西师范大学）当前出版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个别自然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以下简称“教材”），都安排有“工具书的排检法”一课。笔者对１４种教材（社科１３种，理科１种）的“排检法”课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和意...

我国现有立法,多在第一条就开宗明义阐明立法目的,称为立法目的或立法宗旨条款。开篇的立法目的条款从功能上起码要满足两点要求:第一,对外要能回应到现实,即从法外要回答立法的现实必要性;第二,对内要能衔接得住,即在法内要起到"元规则"作用,与其他条文形成内容上、逻辑上的

文章对《中图法》"一般性问题"的概况、变迁及相关问题进行概括:着重对其加"0"与否进行剖析,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加"0"(加"0"规则与妥善的注释可以解决以往所谓中"0"问题);对相似的"一般性问题"与专类复分表进行区分;并提出改进关于"一般性问题"的建议。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城市中心区的现代化建设。然而,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努力功不可没。在经历了农村消费增长率因收入的低速增长而萎靡不振后,重振乡镇企业,发挥农民企业家精神,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或许是当代中国的另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