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7日,日本内阁特别顾问、Hitotsubashi大学经济学院黑田东彦教授(HaruhikoKuroda)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题为“日本汇率政策失误所带来的教训”的演讲,并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政策调整提出了建议。一、日本的教训可以给中国以借鉴目前,包括西方七国集团在内...

在"尼克松冲击"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都出现了大幅升值,但并非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的资产泡沫,而是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升值影响经济增长所采取的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屈服于其他国家的压力,选择了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大幅升值并非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主要原因。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政府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催生了股票和房地产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最终破灭才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真正原因。与日本不同,德国政府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大幅升值背景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趋紧的财政政策,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使德国经济在结构升级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增长。正确解读"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对于我国完善宏观政策、推进金融改革并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为了克服美国家庭福利制度的弊端,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案“家庭援助计划”.该计划以负所得税理论为依据,以现金支付为手段,以接受工作培训为条件,对福利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由于计划威胁到南部和东部权势集团和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在参议院阶段遭到否决。但是这一改革的思路被后来的福利立法所继承。

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农业产业中畜牧业总产值首次超越了种植业总产值。在世界其他各国农业生产中占据第二位的畜牧业在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过种植业，主要是因为农业经济危机的推动、科技革命的应用、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国内市场的繁荣、海外市场的拓展等各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一农业产业转型的出现。自＂尼克松时代＂后至今，农业经济中种植业的持续增长与畜牧业的迅速崛起已成为当代美国农业发展的新特点，为美国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出口创汇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

广场协议时日德两国和我国目前的经济局势颇为相似:外贸顺差、GDP大国、货币兑美元升值。广场协议后日德两国采取的不同的经济政策给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启示是:应分散外贸出口地理方向,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保证赤字率可承受;维持国内物价稳定;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增强国家财富的生产力,最终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全球金融市场预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全球通货紧缩的担忧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或再通胀的期待。上述预期的转变导致过去多年在各个资产类别不断加强的诸多"拥挤交易"出现大规模平仓。相比短期的市场波动,我们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在未来12个月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拐点的来临,其驱动因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体带来的收益逐渐小于成本;第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使用上的技术极限。我们估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拐点将再次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其对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带

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全球金融市场预期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全球通货紧缩的担忧转变为对通货膨胀或再通胀的期待。上述预期的转变导致过去多年在各个资产类别不断加强的诸多"拥挤交易"出现大规模平仓。相比短期的市场波动,我们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在未来12个月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拐点的来临,其驱动因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体带来的收益逐渐小于成本;第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使用上的技术极限。我们估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拐点将再次引发金融市场震荡,其对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带

《巴塞尔协议》的冲击波与建设银行对策李钢一、《巴塞尔协议》的冲击与国际银行业的调整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有１２个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了《巴塞尔协议》。国际清算银行是国际银行业协调金融改革的跨国金融机构，其位于...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1985年,美国、日本等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促成了日元的升值及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并出现了长达10年的停滞。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情况与20世

作者阐明了美联储提出量化宽松Ⅱ(QE2)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思想渊源,分析了QE2的经济后果以及中国面临的政策挑战。如果QE2引起的流动性增加主要在美国国内被消化,那么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可能使美国重演2002-2007年的"泡沫生成和破裂"周期;如果QE2引起的流动性大量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么后者有可能再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动荡。而无论何种可能性发生,QE2都将导致美元贬值。面对QE2冲击,中国应该实施的政策安排包括:加快人民币名义升值、实施稳健甚至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资本管制、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

本文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为例,从股票市场、贵金属市场和外汇市场入手,应用GARCH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本市场波动性受外部信号冲击在不同层面具有差异性,受影响程度随着不同市场的开放程度增大而增大。在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外部信号冲击造成本国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增大需要提起注意并加以防范。

很多研究者认为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通过对日本和德国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日元升值并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