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时期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状态,笔者改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行的金融压力指数测算方法,精心选取能够实时有效地反映中国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风险的若干指标作为源指标,构建了适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以及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的分市场压力指数。选取样本期为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并划分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时期。本文运用所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识别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极高风险事件,采用马尔可夫状态模型甄别了金融市场的两区制风险转变特征。此外,笔者首次尝试从金融市场风险视角去探究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攀高的原因。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风险与EPU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压力会通过银行、证券和外汇市场刺激经济政策的颁布;高压力风险状态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比低压力状态更迅速持久。

本文基于中国银行、股票、外汇和外部市场中的重要微观指标,构建各市场压力指数,旨在表征金融市场风险状况,利用非线性MS(M)-AR(p)模型甄别金融市场风险区制,透析金融风险多阶段变迁的可能性。结论表明:外汇和外部市场在低风险区制持续性最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在中风险区制持续性最大;与其他市场相比较,银行市场在高风险和低风险区制持续性最弱,股票市场在中风险和高风险区制持续性最强,外汇市场在低风险区制持续性最强;银行和外部市场以较稳定的概率徘徊于低风险与中风险区制之间,以较为波动的概率步入高风险区制;股票和外汇市场除了在2008年和2015年前后跃入高风险区制以外,在其余时间都在低风险与中风险区制之间转移变迁。

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如何评估并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1月至2021年10月中国金融市场数据，采用TVP-FAVAR模型定量测度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利用网络拓扑方法构建各子市场间的韧性关联网络，并进一步分析金融市场韧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具有明显时变特征；面对外部金融风险冲击，不同子市场在保持和恢复原始状态的能力上存在异质性；各子市场在突发性风险事件中会形成紧密的韧性关联网络，在该网络中，外汇市场韧性对其余市场影响最大，债券市场韧性受其余市场影响最大，二者在关联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金融市场韧性受金融发展水平、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其中金融发展的影响力度远超其他因素，其主要通过融资和产出渠道影响金融市场韧性。对于提升金融市场韧性而言，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同时需重点维护外汇市场稳定。

本文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欧元区17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信息作为欧元区主权风险的替代变量,从多市场极端收益联动和市场间传导机制的角度,检验了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主权风险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及其内在传导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欧债危机下欧元区主权风险冲击显著增强了中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合极端收益波动;这一影响在三大评级机构发布的不同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信息下和中国不同金融市场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当主权评级调至接近或达到投机级时能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的投机级临界效应。本文的实证结论为增强中国政府金融干预和处置能力,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供了较强的政策启示。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核心关切。囿于数据频率,基于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评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监测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利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风险应对,利用金融市场交易数据进行风险监测可极大程度克服滞后性问题。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特点,选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17个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经验累积分布函数法分别构造了各子市场的压力指数,以各子市场之间时变的相关关系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特征,合成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并通过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对金融市场压力状态进行识别。金融市场压力指数能有效反映样本域内的压力事件,并兼具稳健性、能逐日监测等优点,为监测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选择政策实施窗口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等提供了有力工具。

明晰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驱动因素及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机理，对全面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本文采用高维动态因子模型和两步加权法分离测度中国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并动态甄别冲击来源，通过拓展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理论层面解析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并在实证检验其传导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外部不确定性尾部冲击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非线性影响特征。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危机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事件显著推升中国外部不确定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更需警惕来自国外的消费、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领域的不确定性冲击；外部不确定性会藉由“避险效应渠道”“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受外部不确定性，特别是外部金融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健全极端外部事件冲击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金融资产价格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三个方面,我国股票价格指数波动的特征体现为股票价格的非平稳性和长期记忆性。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分析金融市场风险的表现形式,探讨金融危机的特点和成因。基于不同的视角,利用中国上证指数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特征进行研究,提出了进一步规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本文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本文以企业风险承担为研究视角,考察了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随金融市场化改革推进存在的差异。我们利用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法,对基准和拓展模型提出的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大企业风险承担,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弱化上述关系。企业所有权、技术类型和外部融资依赖决定了风险承担机制的有效程度。这说明随着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外部货币政策环境应被视为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还证明了货币政策可以通

本文以企业风险承担为研究视角,考察了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随金融市场化改革推进存在的差异。我们利用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法,对基准和拓展模型提出的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大企业风险承担,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弱化上述关系。企业所有权、技术类型和外部融资依赖决定了风险承担机制的有效程度。这说明随着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外部货币政策环境应被视为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还证明了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世界性金融系统风险成为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6个样本国相关数据,采用时变Copula-GARCH模型,分析得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危机国对其他国家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和冲击效应。中国金融市场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都受到了显著冲击,同时对其他国家也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因此,金融全球化下,金融传染加剧各国金融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治理世界性金融系统风险,各国当局应加强政策协调性,合理进行风险分担,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也遭受着来自国外金融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充分考量中国金融市场部分特征化事实，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以中国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3个代表性指标，利用2005年1月—2021年6月的数据构建了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指数，并且通过事件匹配方法检验指数识别作用的有效性。进一步，运用XGBoost模型预测中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采用多种评价指标将其与传统的SVM、GBRT、RF和MLP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并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弗里德曼检验对各个模型预测效果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最后结合SHAP和LIME方法展示了不同特征指标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1）所构建的指数较好地符合了我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的实际情况；（2） XGBoost预测模型对于极端金融风险样本识别能力较强、准确性较高，与其余模型相比，其预测性能更加优异，而且具有明显的统计检验意义。（3）利用Shapley和LIME方法挖掘出了影响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因素及其时变特征，且阈值效应的发现有利于金融部门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针对性的审慎监管。

5月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目前的国内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应该会帮助市场提升其对新的外部冲击的韧性。马骏认为,去年股市的低迷,部分原因是当时资本市场无法判断贸易摩擦对经济的真实影响,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另外,去年我国还面临着经济持续减速、影子银行融资渠道过度收缩、一些不当舆论冲击民企信心、减税等改革红利尚未到位等问题。这

国际资本的流动增大了一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与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基础和投机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实质经济的不稳定和破坏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影响,并结合我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了防范国际收支危机的相关措施。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在实践中可考虑利用税收手段、汇率安排、外汇外债管理等政策和措施。一国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开放应与本国实际和宏观控制能力相适应。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市场的监管,加强对投机资本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